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降,华文文学界掀起一股怀旧热潮。内地“上海怀旧”与1984年初兴起的“文化寻根”一衣带水;“港式”怀旧则在“回归”与“集体回忆”等关键词的辐射之下,体现着更为深层与独特的历史建构。
马尔科姆·蔡斯(Malcolm Chase)在《怀旧的不同层面》一文中﹐分析了构成怀旧的三个先决条件:第一﹐怀旧只有在有线性的时间概念(即历史的概念) 的文化环境中才能发生。第二﹐怀旧要求“某种现在是有缺憾的感觉”。第三﹐怀旧要求过去遗留下来的人工制品的物质存在。如果把这三个先决条件并到一起﹐我们就能很清楚地看到怀旧发生在社会被看作是一个从正在定义的某处向将要被定义的某处移动的这样一种文化环境中。
其中﹐蔡斯非常明确地提及“时间概念”与“有缺憾的感觉”作为怀旧的前提。就香港这座城市而言﹐这种“历史匮缺感”无疑成为所有怀旧文本最本质的建构元素。
香港作者李碧华在作品《胭脂扣》中勾勒出上世纪30年代香港的盛景,却以此表达自己对旧日强烈的迷恋:“说得玄一点﹐对于30年代﹐我有一种 ‘来过了’的感觉﹐所以特别熟悉。说得不玄一点﹐就是我特别喜欢那个时空——那是中国开始繁华的时代﹐中西交流刚起步﹐战争还没开始﹐就像一个美丽的梦境﹐人们特别懒散﹑优雅﹑绮丽。但是一切不过10年就消失了。”
李碧华是“港式”怀旧的代表人物。梁秉钧曾提及“整个怀旧潮是李碧华带起的”。对于怀旧的理解与她小说的历史意识息息相关﹐虽则其作品中灌注了不少爱欲与奇情元素﹐但对于时代的今昔过往与在地的变迁﹐亦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切身敏感﹐《生死桥》《霸王别姬》《秦俑》无不如此。李碧华1987年完成《胭脂扣》,从她自己的作品谱系审视,是一脉相承的,然而,又是适逢其时。上世纪80年代以降,香港出现的全民性怀旧情结,与其独特的历史与文化背景相关。就这一点,赵稀方在《小说香港》中指出,香港原是个政治冷漠的地方,在文化身份上任由英国与中国的国族叙事加以构造,但自80年代初中英谈判开始后,香港现有殖民地身份的消失,忽然唤醒了港人的本土文化意识﹐于是有了大量的重构香港历史的“怀旧”之作。
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为香港社会文化格局的变迁带来深远影响。而这种影响于文学场域的体现﹐无疑十分明显与直观。香港进入了为期12年的回归过渡期。这一过渡不仅是政治﹑社会形态的过渡﹐更促发了港人对于自我文化身份的探究。不少本土作家﹐则直接以此为节点﹐构建了多元而丰厚的“旧香港” 版图,企图由历史的脉络寻找“家城”的文化/政治归属。而城市/历史/后殖民论述等多重元素的相互交迭与碰撞﹐也为此类文学作品造就了微妙且独特的文本气质。
《胭脂扣》无疑在“本土意识”的觉醒及“文化身份”的找寻两大主题上,表现得自觉而清晰。“九七”将至﹐作家在小说中频繁表达重塑香港文化身份的欲望。借“过去”向“现在”发言。小说开篇﹐来自上世纪30年代的名妓如花,请记者袁永定帮她登广告寻人。袁问她:“你是大陆来的吧?”如花的回答是:“不,我是香港人。”
彼时香港正处于人口格局流动频繁、变动不居的阶段,尚未建立起确实的本土观念。如花将“香港意识”的渊源追溯至50年前。其中包含了对当下的提醒与对香港性“集体回忆”正名的意图。而当如花对袁讲述其亲历的西塘风月史时﹐后者表现出现代香港人延续已久的历史无意识与政治冷感。在时势更迭之中,由集体至个人,香港终于开始感受到归属茫然之痛,而借由前者以“过去”为基点去建构历史而建立彼此的文化身份。
“那是我们的大限,那时我们一起穿旗袍、走路、坐手拉车、抽鸦片、认命。理想无法实现,只得寄情于恋爱。一切倒退50年。那时来才好呢,比较适应。”在典型的世纪末情绪中﹐“大限”表现出的是对尽头不安而手足无措的感觉。而“50年”亦成为小说中不断浮现的敏感字眼。不满现状﹐对前景又充满疑惑与恐慌,“恋爱”则成为拯救恐慌与焦虑的救赎。由于对未来前途渺茫﹐只有寄情于“怀旧”。“怀旧”亦由此成为一种纾解压抑、提供慰藉的途径﹐在《胭脂扣》中,涉及上世纪30年代与80年代,笔触各异。前者缤丽奢华,而后者则清冷单调,暗淡无光。这其中无疑表现出作者刻意将“新”与“旧”交织比对的用心。张旭东曾提出“移情设计”的概念,“(怀旧)将当下的情境投射到历史年代中,达到一种历史经验的非历史性的重组”。在这一叙述脉络中,历史被精巧地重构,而这些被选择后的历史切片因为怀旧意识的推动辐射至当代,达成历时与共时层面双重的肯定。而其倾向表现为:透过美化和肯定过去的记忆和生活内容,或逃避、或反省、或攻击现实处境的种种缺失,因此,过去的生活片段无论怎样艰苦,都变成了黄金岁月。其次,是透过对自己历史与身份的追索和寻认,冀求能对混乱的现状理出头绪,并能有所了解。值得注意的是,面对预见中的强烈时代震荡,李碧华并非从“大”处着眼,而是将故事建构于无关宏旨的女性——名妓如花的讲述。除去浓郁的怀旧风味,其“历史”意识建立于对“风月史”回忆的基础上。恰是“大叙事”之外的这段“小历史”,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香港叙事”在讲述策略方面所采取的边缘性位置。作者通过大量的调研与考据,对上世纪30年代风月场的细节极尽铺排﹐构筑成完整的文化时序系统;同时展现了香港的民间历史资源与官方历史之间的关系﹐并非仅是拾遗与修补﹐甚至达到了覆盖性的重述。而“风月场”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化运行空间,其在叙事方面的优势也随之而来。
陈思和将“民间”概念释义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已经出现,并且就其本身的方式得以生存﹑发展,并孕育了某种文学史前景的现实性文化空间”。民间文化形态作为历史存在,具有自己的叙事传统与独立的话语系统。甚而表现出与广场、庙堂三分天下的文化价值取向,虽则在正统叙事前以弱势形态出现,但总是在一定限度内被接纳,并表现出最基本的自由审美风格。
正是出自“民间”的另类历史形态,出其不意令“现代”香港人摆脱了延续至今的历史无意识,借由“过去”建构历史而建立文化身份。当如花对袁讲述历史,袁永定在慌乱间说:“如花,我什么也不晓得,我是一个升斗小市民,对一切历史陌生。当年会考,我的历史是H。”这表达了现代香港人对正统历史的淡漠与规避。而在帮助如花寻找十二少的过程中,永定查找《香港娼妓史》、30年代品评风月的《天游报》,听如花忆往昔旧梦,却由此令一段在中英叙事板块的夹层之内、内容实在且自成一统的香港史重见天日。而在这一历史的建构过程中,“旧物”成为一根引线,将有关“小历史”串连成一体。“物”无疑成为重构“在场感”的基石。
作家董启章的小说《永盛街兴衰史》(1995)无疑将这一点处理得出色且不着痕迹。董启章在文化身份的探讨上,历来有充分的艺术自觉。由早期的《安卓珍尼》《双身》对个体生理/社会心理认知的普适性剖析,至晚近“自然史三部曲”沉浸本土寄托的家族书写,作家以别开生面的方式实现了对人与城市的描摹。
《永盛街兴衰史》是一则有关“失去”的文本尝试。小说讲述了一位海外专业人士“我”(刘有信)作为移民,回归前回流香港,入住“祖屋”,开始研究永盛街历史。然而“翻开1993年的香港街道图,已经没有永盛街这个名字……我惊讶地发现,永盛街已经消失了”。小说中不断强调永盛街在文本记录中的“消失”:“当我在灯下打开《香港历史影像》第34页,那帧永盛街牌楼的照片却不见了,纸页上只剩下一个剪得整整齐齐的长方洞儿。”频密的“消失”意象与怀旧氛围的交融﹐暗示了某种逻辑联系。
小说以30年代的小报《探路灯》所登载《永盛奇葩》一文开篇,并以“南音”《客途秋恨》一曲的歌词贯穿于“我”追寻香港历史的现实过程,形成过去与当下的互文交织。永盛街的文本“消失”成为了“缺憾感”的来源。同时,与之相关的物质存在,则以文字与实体两种方式穿插于文本之中。而当旧物与现代元素交迭——当女友阿绢穿上祖母的旗袍,竟然在瞬间激起了“我”的情欲。当下与历史的缠绕由此形成了窥视主体的欲望——对于自我文化身份的寻根与重塑。小说也正以隐喻的方式对回归前香港殖民地处境做某种总结甚至反拨。
董启章创作的另一部小说《地图集》(1997)的副标题为“一个想象的城市考古学”,更坐实了以文字重绘香港地理,将城市历史空间化的文化意图。“地图本身就是一种取替,而地图绘制就是一种取替的过程。不论以目的论还是实用论去理解,也不论地图是以多科学和精确的方法制成,地图也从来不是实存世界的模拟,而是实存世界的取代品。”(《地图集·理论篇》)以地图为眼,想象﹑考古﹑实证﹑虚构也因此在文本中模糊了界线﹐而传统小说的再现功能也以解构而代之。
作者在小说中写道:“虚构,是维多利亚城,乃至所有城市的本质;而城市的地图亦必然是一部自我扩充﹑修改、掩饰﹑推翻的小说。”换言之,借由“虚构”,作者实现了对这座城市的“重构”。而所谓“真实”及其所暗含的话语指涉(如历史、文化乃至意识形态等),也同样因为虚构而消弭殆尽;在形式上,小说分为“地理篇”、“城市篇”﹑“街道篇”和“符号篇”。虚构成为串连文本的主线。然而,文本中又不断辅以真实的文本数据,包括地方志与史料。与虚构叙事混合,形成虚实莫辨的格局,点明城市建构的实质。
在“维多利亚之虚构1889”一节﹐作者提到1889年城市地图上的虚线所指代的符号内容——代表着填海之后城市的未来风貌。作者表示,一座城市是在地图上以不断的虚线建构出来的,“一方面它是未曾存在的,是虚的;另一方面它却是正在构思和将要建成的”。小说文本的考掘意识在于将香港的今昔信息穿插于互不相属﹑却驳杂渗透的史观空间内,怀旧意味在“虚实相间”的城市空间查考过程中变得层次多元;与之相关的物质考掘也更注重其符号学象征意义的强调,胜于对实体的历史文化价值的彰显。然而,李碧华与董启章的小说及相关电影作品中,《客途秋恨》作为粤文化的怀旧魅影,在文本叙述中氤氲不去。可见,无论在何种时态的文化观照与诠释下,“旧”元素的栖息、重现与重建都将周而复始地延展与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