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乔伊斯的《芬尼根守灵夜》是一部“需要解释性的书来解读”的书。英国批评家西利尔·康诺利说：“美国学位论文的大规模批评练习是战后才开始的，对于这些批评练习来说，《芬尼根守灵夜》中的材料不啻是天赐一般。”刘建东的《一座塔》自然说不上艰涩难懂，但是它言近意远，语浅旨丰，有时甚至涉笔成谜，也确实可以称之为文学专业大学生批评练习的天赐之作。《一座塔》叙事繁复，想象放恣，可以从历史小说、家族小说、精神寻根小说等多种角度解读，发掘出真相、声音、传统、人性、叙事策略等多种命题。这些看起来应接不暇的命题，都是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审视统摄起来，在人物和事件纷陈迭出的叙事中，就有了内在统一的视角，显示出先锋写作叛逆性的批判力量。小说以抗日战争为背景，是因为只有放到家国存亡的历史屏幕上，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才能在多棱镜的映照中呈现得更加清晰，小说才能在思想与审美的统一中有效地展开。 

        小说是从1940年春日军占领华北A城以后，张氏家族兄弟两支家庭选择不同道路展开叙事的。在第一章开始，叙事人就指出，张洪庭和张洪儒面对国家、祖先的荣耀、生存或死亡的选择，不是时间所能决定的，“实际上，早在若干年前，他们就对某些事情有了迥异的看法”。这种见识差异的根柢，是文化精神的差异。 

        那座预计高达85米的安魂塔自然是全书最主要的文化符号。住在A城的哥哥张洪庭要造一座比日军圆筒式的炮楼更高的建筑，以居高临下的姿态俯视全城，是出于在日军占领下，家族地位和荣耀逐渐失去的恐惧。因为日军把在东清湾的家族祠堂占据为监狱，张洪庭不堪忍受地下祖先成为孤魂野鬼漂游无依，又决心把瞭望塔改成安魂塔，在最高的十三层上祭祖，在十二层上举办一场浩大的婚礼，把家族高贵尊荣的前生今世全部纳入其中。在张洪庭的心里，安魂塔是显示家族显赫地位的符号，也是他自尊自强的心理支撑。然而事与愿违，塔还没有建成，张洪庭的次子张武厉就与同父异母妹妹在塔里干起了乱伦的勾当，然后又把高塔当做奋起抗日的堂弟张武备悬尸示众的场所，妖气与鬼气弥漫，安魂塔又成为了污浊与罪恶的象征。不管安魂塔代表的是初衷还是后誉，进城的八路军用二十个炸药包和十颗手榴弹将这座玲珑之塔炸成瓦砾，都有十足的理由，同时在大地上抹去的还有一段历史的记忆。 

        如果说张洪庭张扬的是家族的荣耀，弟弟张洪儒维护的就是家族的精神。守护在故乡东清湾的张洪儒不愧是一位鸿儒，多年来集儒家的仁义智勇于一身，怀着对家乡的热爱，带领百姓战胜了水灾雪灾，是东清湾灵魂和旗帜性的人物。面对冲着村口的枪炮，张洪儒去同日本人谈判，反对将张家祠堂改建成监狱，结果失意而归。是文化冲突的失败？日本军人输入的是什么文化？是文明对野蛮的失败？文明就注定要输给暴力？张洪儒不解，带着一本《论语》把自己封闭在石屋里，强化其心中的精神祠堂。失去领袖的东清湾的人不解，全村人集体失语，成为一个无声的村落。四年以后，从石屋里破茧而出的张洪儒青春焕发，带着全村人诵读《礼记》，全村人都发出了声音，找回了精神。张洪儒带领六十八个家庭，为屈死的儿郎进行了一场招魂之旅。是传统文化精神的胜利吗？不是。张洪儒没有完成为儿子张武备招魂的使命，不到一个月就又容颜苍老了，只有同大家一样，等待明年春天从A城传来的枪炮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抗战胜利后，张家祠堂得以重建，经过“文革”的灭顶之灾，2001年再建，到2009年扩建，占地达到十亩。在热热闹闹、声势浩大的张氏宗亲大会外面，村东头张武备等真正烈士的坟茔，却被造纸厂挤压成一小片，坟地中间污水成溪，气味刺鼻，今天投资高扬的传统文化早已失去内涵，成为聚拢人气、招揽旅游的工具。早知如此，A城里的那座玲珑塔还不如留着。 

        《一座塔》多次写到的“声音”和“失语”，是小说中又一个重要的文化象征。1940年的华北大地群声聒噪，百音杂陈，有重庆蒋介石政府的声音，有北平沦陷区的声音，有南京汪伪集团的声音，有延安共产党的声音，可以统称之为政治势力的声音。在民间，更有呐喊的声音，哭号的声音，恋人的低语，以及用眼神交流的无语的声音，可以统称之为民间的声音。各种声音同时发声，把中国撕扯得四分五裂。与大量作品重视政治势力的声音不同，《一座塔》更在意民间的甚至是无语的声音。抗日的张武备不属于任何党派，却成为民间的传奇英雄。行重于言，是民间衡量人的文化尺度。小说中最精彩的部分是借用传统小说中的真假美猴王、真假李逵，构思出真假老杨。假老杨激昂的演说，煽情的鼓动，不仅以假乱真，迷惑了大量群众，竟至于让真老杨“对语言失去了信心”，甚至受到上级的审查。革命的词句一旦成为蛊惑人心的夸夸其谈，在争取人心的同时也就失去了人心，若要挽回信任，付出的就不仅仅是语言的代价。 

        与语言相联系的是真相。众口可以铄金，传言也可以造神。张武备本来是一个在父亲的光环和压力下胆小羞涩的青年，由于痛恨父亲隐居石屋的退缩，踏上了精神上的寻父之旅，一夜间唤醒了从父亲身上继承的强悍、自豪和光荣。在学习了猎人姜运昌的枪法之后，成为呼啸山林的龙队长，这个表现悍勇内心羞涩的张武备就成为华北大地上的传奇英雄。一场山沟里的阻击战，更是被渲染成“毛儿寨大捷”，龙之队“来无影去无踪，令伪军丧胆，使日寇胆寒”。在美国记者碧昂斯笔下，这个土生土长的民间英雄让百姓浮想联翩，“更与他们内心深处的某种神灵相似。就像是他们每家每户都供奉的灶王爷、关老爷，以及门上的尉迟敬德和秦叔宝”。更出奇的是，一群民间石匠竟然要寻找一座山峰，像乐山大佛一样，为张武备雕像，这正是中国民间文化的典型特征。在中国，官方鼓励、推动，至少是认可的民间造神运动有着悠久的历史，英雄成为传奇，传奇成为幻象，幻象带来崇拜，真相益发模糊。正如张氏家族后人所说：“我相信历史会在某个时期分岔的，有时候它会与真实接近，而更多的时候，真实会成为一个虚幻的影子。历史就是在若隐若现的真实和虚幻的转换中完成了它自己角色的扮演，被动地接受，不能破解的谜团证明历史本身是无辜的。” 

        在《一座塔》中，“平原勇士”的称号只能属于张武备一个人，而在美国记者碧昂斯的《平原勇士》中，平原勇士是两个人，另一个是绰号“杀人机器”的铁杆汉奸张武厉。这个白日里一身戎装、枪不离身的伪军营长，“觉得A城危机四伏”，黑夜里，他有只穿一条短裤裸体梦游，用给小鸡行刑演习杀人的习惯。按照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梦游是一种潜意识压抑的情绪在适当时机发作的表现，恐惧和焦虑会使梦游状况加重。这个尚武血腥的军人毫不犹豫地对碧昂斯说，抓到张武备一定会杀死他，“在国家的悲剧面前，从来都没有兄弟，也没有血缘”。碧昂斯把张武厉和张武备这两只“飞的方向不同”的鸟儿都称作“平原勇士”，显示出一个中立者，一个美国人，与中华文明强调道德观的差异。 

        对主要人物的设计，刘建东努力在人物个体、相互关系或人物命运中寻找一种对立统一的元素，形成阴阳互补的内在世界。虚荣霸气的张洪庭在孤立无助中，死于塔上的最高层，无人知晓。坚强仁德的张洪儒也会在石屋中隐忍四年，无人理解。相信法治秩序、要把A城建成透明的玻璃城的伪副市长张武通，居然能搞出假老杨的阴谋。冷酷残忍的张武厉临死前不忘要求看一眼庶妹情妇张如烟。张武备性情至柔，行动至刚，本性就是一对矛盾，而姜小红与张武备着一样的装，骑一样的马，一派男儿作为，直接就是张武备的一人两面，是龙队长刚健一面的化身。而张洪庭与张洪儒两个家庭两条道路的对比，在深层次上又是对传统文化各走一经的选择。刘建东把文化性格融入人物性格乃至人物命运，就比单纯的性格塑造抵达到更加饱满的人性深度。 

        《一座塔》在23万字的篇幅中，通过象征、隐喻、魔幻、对比等多种手段，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一番浓缩版的反思，在许多方面提供了疑古谏今的范例，使先锋写作具有了实实在在的本土话语，本土内容，本土思想，显示出先锋写作已经取得了扎实可靠的成绩。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传统中，除却20世纪20年代的冯至，30年代的路易士（纪弦），河北不是一个在文学创新上敢为天下先的省份。对于刘建东深深地打上个人标识的这《一座塔》，我们可以有信心地说，将来对现代主义小说在中国发育成长的回望中，人们一定还会看到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