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喜欢在有目标的人流中疾走，浑身发热地拖地、洗涤以及各种无需动脑的家务，手上有活，意识才能趁机出来四处闲逛，这种状态让我想起残雪曾经说过的话，有段时间，她最理想的工作竟是去烧锅炉，我想她喜欢的应该是用低技术含量的劳动来筑一道篱笆，以保护她的自由意识不受打扰。

　　一直以来，我这样想象一个作家的生活：拥有一间安静的书房，有固定的写作时间、固定的阅读时间、固定的散步时间、固定的闲聊时间。但这样的生活对我来说，恐怕是一个终身的梦想。我干过很多种工作，出纳、文秘、行政助理，在那段漫长的时间里，我隐隐期望着能有一份类似烧锅炉的工作。后来，工作的担子轻了些，家庭事务又不容商量地占据了我大部分精力。没办法，只好“顺应天命”，把某些机械性的事务变成“烧锅炉”。我为此准备了几个小本子，分别放在我的包里、厨房里、卫生间里，以便随时擦干手指，记下那些突然冒出来的念头。其实我后来很少去翻阅那些小本子，因为凡是我用笔记过的东西，基本上都不会忘，尽管如此，我还是准备了一些这样的小本子，一来可以预防我的记忆系统某一天毫无防备地失灵，二来可以安慰自己，毕竟在庸碌琐碎中还有一道道小小的闪电划过。

　　我把这些记录本称作密码本，对我来说，一个密码意味着一个短篇，或者一个中篇。在写《狡猾的父亲》之前，我在小本子上写过这样一句：父亲通身雪白、仙风道骨地站在我面前。这句话后来变成了这个短篇的开头，有了这句话，后面就像搭积木一样，永远不愁没有尺寸合适的句子出现在需要的地方。我甚至用这种办法写长篇，写《白话雾落》时，我记录过这样一个情景，一个孩子拿着地图向他的老师提问：书上总说长江像一条巨龙，我怎么觉得长江像一条蜈蚣呢？当然，对一个长篇来说，这样的记录得几十上百条。写到中间，曾一度受阻，但有一天，我经过一家玻璃店，几个工人抬着一块很大的玻璃往外走，太阳折射出来的光芒刺疼了我的眼睛，我顿时豁然开朗，这块玻璃帮我打通了阻碍，迎来了转机，主人公历经艰辛竖在山顶上的巨大玻璃，给长年浓雾缭绕的雾落带来了光明和热能。

　　看着这些密码本，不禁想起母亲的针线筐。从我记事到母亲辞世，她一直都在用心维护、经营着她的针线筐，那里面分门别类放着她的宝贝：扣子、棉线、布头、贴片、各种小工具、旧衣服上剪下来的某个值得重复利用的部分，在特别的机会里得到的意外惊喜，端的是五花八门、生机勃勃。有时，她结束一天的工作，洗过手，端出她的筐子，略加思考，就开始行动，拿点这个、抽点那个，一样一样摆在小桌子上，端详、拼凑，再端详、修改、继续拼凑，这时候，她神情紧张而欢快，如处无人之境。几天过后，一件别致的衣服，或者一双新鞋，就从那些看似杂乱的针线筐里寒门出状元般脱颖而出。

　　我如今所做的与她当年并无太大区别，无非是收集、整理、裁剪，拼接，历经数度修改，终于成形，欣欣然几天过后，再投入下一个过程。在母亲去世前的最后几年，几乎每个周末，我们都在同一张桌子旁坐着，母亲鼻尖上挂着老花镜，从针线筐里一样一样取出她需要的材料，摊在膝头，聚精会神地制作她的新品，我则对着电脑，沿着小本子上记录的密码，在深不可测的黑暗中摸索着前行。我们各干各的，互不干扰，连眼角的余光里都没有对方。那是我和母亲在一起的幸福时光，也是我和母亲各自的幸福时光。

　　当我试图整理那些用过的记录本时，才发现它们是那样残破，简直惨不忍睹，像牙齿不好的人吐出的一大堆鱼刺。销毁的过程更是让人心悸，它们不像牙齿、不像头发，也不像指甲，即便功成身退，全身仍然布满神经，它们用痛感提醒我，那些属于它们的永远无法预测的诞生时刻，那些生命中分泌出黄金的时刻，是多么值得尊重和纪念。

　　以前，我喜欢各种创新，用新的形式讲一个老故事，现在，我喜欢用简单而有意味的语言讲一个新故事。以前，我无惧写到任何一种人，男女老少，皆可入“药”，现在，我喜欢写女人，写了女人，便是写了所有人，再没有哪种人像女人那样，身上铭刻着一切过往的人和事，我还喜欢写无爱的女人，她们孤独而尖锐，内心卑微得要命，一段童声清唱便足以让她们泪花滚滚。这些东西综合在一起，其实就是“一些笨女人做的傻事”。选择没有疆界，但喜欢小如豆粒，细若游丝，我希望这样的写作把我和别人区别开来，就像当年母亲所做的女红，一望而知跟别人迥然有异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