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后，社会面貌转变非常明显，集体性质的众多单位和组织迅速溃散，纷纷退出人们的生活。由此带来的是“集体精神”、“公家”这样的理念在人们的精神世界由浓转淡。这是由集体转向个体(个人)的社会大转变，中国没有哪个时期比这个时期更强调个体的意义，这也是90年代陈染、林白“个人化写作”能得到读者共鸣的时代原因。之后，原有的价值体系就有了愈来愈多的缺口，“权力拜物教”和“金钱拜物教”以及“本能拜物教”在由集体转向个体(个人)的社会大转变中，在改革开放中抬头了，其表现形式之吊诡与丰富，令依靠想象来写作的作家也望尘莫及。一时间，某些报纸的长篇深度报道，震撼力超过了猎奇猎艳的小说。此后，出现官场小说热，其实和社会转型期的价值体系混乱有着深远的联系，大家在官场小说中无非是看“公家人”在当下社会中的“个人”面貌，看他们怎么“升职”，“公仆生涯”一下子就被读者当做了另一种职场生涯。

　　《世事天机》这部小说除了写官场，还写社会关注的热点：如土地转让、房地产开发、演艺影星，通过写一群在各自轨道运行、谋求发展从而满足自我愿望的人，揭开了当下现实生活的欲望病。作家杨志鹏试图以佛教佛法为小说中的人物祛病疗治，让他们在物欲、权欲、原欲中找到安妥灵魂的药方，也看清生命和宇宙本相——而不是让作品止于对当下现实之吊诡的书写。这部小说再次证实了小说要比新闻精彩，因为小说是从现实中浓缩、提炼出来的，而且小说还有表现、批判这种现实的荒诞性。小说的世界是作家苦心构建的世界，荒诞而本质真实，或者说荒诞本身就是俗世的本来面貌。一片荒山，在得到一张盖了公章的评估证明后，承包者马上就拥有近亿元的资产，而这座山在小说中叫“空山”。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时有还无。因为有了这座山，才有了这个故事。随“空山”演绎着的世事和人心，本质上和《红楼梦》中的“太虚幻境”是一样的。

　　“空山”是作家以天眼看到的人生和宇宙的缩影，在小说中是一个巨大的意象。一切都是空的，如梦幻泡影，如雾似电。“空山”和人的欲望病构成了一种奇特的张力。作家用了一个很东方的方式看待世事和人生。佛教的《金刚经》中，把看待世界的眼睛分为5种：天眼、佛眼、法眼、慧眼、肉眼。杨志鹏全知视角下的写作，用的是佛教的天眼。小说中的人物班玛大师则用佛眼和法眼看待世界、开示众人；黄嘉归用慧眼看待世界和人生；其余的众多人物则用肉眼看待人生世事。这是一部拿佛教慈悲对待宇宙人生的小说。儒家讲究仁义礼智信，佛家讲究大慈大悲，道家讲究大道无为。儒释道，都是东方的经典，是东方古韵的精神内核。

　　小说中作者借班玛大师之口说：“当你以是非观决定取舍的时候，你已经远离了事实的真相”，“断除我执，生起一切利他之心”，“证悟自性，凡夫即佛”。正是因为作者心里也有这些看法，所以，《世事天机》中的人物除班玛大师外，所有的人都处在苦厄之中，是天眼下一群苦苦跋涉、等待超度的众生。利欲熏心的地产商郑仁松吃喝嫖赌，权力寻租后的官员梁大栋财色兼收，为了成就事业的知识分子黄嘉归也为虎作伥……但同时，郑仁松仗义果断，梁大栋悬崖勒马，黄嘉归本性纯良……作家在看待小说中的人物时是怀着慈悲的。佛家叫“慈悲”，世俗称“大爱”，因为作家心中有“众生平等”的观点，对“眼、耳、鼻、舌、身、意”六根不净的所有凡夫俗子怀着莫大的同情。杨志鹏是一个皈依佛门的在家居士，实修多年，所以他在小说写作中，同样也不以“是非观”看待世界，而是相信每个人身上都有佛性，他们都有机会“证悟自性”，无论他们走到了多么危险多么荒诞的境地，都有顿悟和立地成佛的可能。人在世上的一切挣扎，在佛家看来都可以是证悟自性的经历。所谓不以“是非观”看待世界，其实是不以理性的方式看待世界，那么，小说看待世界的方式就是感性的方式，这是典型的东方思维方式。感性的方式是混沌的方式，也是包容的方式。佛家的众生平等，其实里面也有包容，一个犯了大罪的人和一个善良的人，在佛家那里是平等的，一头猪和一个人也是平等的。佛家慈悲待人也待猪，慈悲待善人也待恶人，所谓“大慈大悲”是也。

　　老话说，鲁迅是怒目的金刚，沈从文是温柔的菩萨，大体不错。杨志鹏写这部小说，他对人物的判断方式是情感和理性相结合、人性和佛性相结合，以审美为主的判断方式。所以，这部小说的气质不是鲁迅的气质，而在某些方面颇为忠诚于沈从文。正是因为如此，和时下很多作品比较，这部小说具有一个颇为独特的地方。这使小说洗尽了类型小说的面貌，虽然写官场、地产、演艺的内容同样劲爆，但以它们命名均无法将其框定，因为这部小说不会给人留下类型小说的印象，而只会作为对生命真相的追寻。当下的官场小说、商战小说等，里面充斥的是斗争哲学，是把所谓的“成功”当做了追求，而这部《世事天机》满篇是放下，关注的是人能否获得生命的幸福感。

　　虽然我不认为佛教是医疗社会种种痼疾的万能良方，但我赞赏蕴涵着信仰力量的作品。在我看来《世事天机》是一部颇有分量的作品，和那些轻飘的作品拉开了远远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