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学术史研究是伴随着学术的发展而应运而生的一门新兴学科。面对纷繁的学术研究成果及其现象，如何把握自己的批评之维，如何去粗取精，往往体现出一名学者独特的眼光和才识。《中国新时期学术热点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便是余三定潜心于当代学术文化进行冷静思考的产物。

　　作者在书中将宏观扫描与个案分析相结合，突出了中国当代学术研究中学术品质与人格之间的关系，直指当今学术界存在的学术失范所导致的人格缺失之弊端，问题意识明确，凸显出以人为本的批评观。

　　作者在回顾30多年中国新时期学术发展史后，强调了理论联系实际及学者追求真理要有献身精神之重要性。诚然，成大学问者不能让时光在贫乏空洞中流失，对于认定的学术追求，要有锲而不舍的韧性。“在路上”应成为科研工作者的行动指南。同时，回归到研究“现场”，使学术真正造福社会和人民，成为时代的精神标记。对于新时期开展的关于反对学术腐败的讨论，作者认为，仅仅是“遏制”无法从源头上防止此类现象的发生，“整治”才是根本。由此可见，作者不是简单地以旁观者的身份去看“热闹”，而是从一名学者的深思熟虑出发，从“热闹”中看出了端倪。关于学术评价问题，针对目前一些单位以CSSCI源刊发表的论文作为评价学者水平的惟一标准的现象，作者指出：“岂能只认衣裳不认人？”旗帜鲜明地批评了单一标准对真学问的误判。这击中了学术日趋功利化的现实弊端，有助于新的更加科学化的评价标准的形成。在分析了关于学术大师的讨论后，作者提出了主客观条件对于孕育大师成长的重要性。诚然，学术大师需要的是自在自为的优秀品质，自身的努力应该是首当其冲的。好像一只鹰，再广阔的天空，如果它不去练习飞翔，也无法成为雄鹰一样，大师成长的关键在于一大批学者自身的磨砺与超越自我的文化自觉。

　　作为一名关注现实的批评家，他总是能够从文学批评的热点中寻找到合适的坐标。面对《狼图腾》的讨论、“酷评”、“学院批评”等新锐批评的活跃，他能够提炼出新的感悟。如他对“酷评”走向极端化的忧虑及对虚无存在观文艺批评的辨析，都显示出鲜明的个性色彩。

　　报刊是推动学术繁荣的重要载体，《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在新时期学术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光明日报》作为一份面向知识分子的兼具新闻性与学术性的报纸，自从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以来，一直引领着中国学术前行的航标。作者认真梳理《光明日报·理论周刊》新世纪初改版后取得的成绩，充分认同了其前沿性、探索性。关于《人民日报》之《走向繁荣·哲学社会科学60年》专栏对当代若干重要学科的梳理与总结，作者在肯定其成绩的同时，也指出了其“量”的不足。这虽然只是个人的看法，却表明了一位学者实事求是的客观批评态度，体现出明确的问题意识。

　　《文艺报》作为中国作家协会的机关报，长期以来关注文坛前沿动态，为文艺创作鼓与呼，推出了大批有影响的文学艺术家。关注《文艺报》在新世纪开展的一些争鸣，实际上是对文艺批评史的有效追踪。作者对该报开展的“剧作就是文学”和“文化自信与文艺创作”的专题讨论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分析，认为这有利于文艺创新，也反映了文艺创作的内在规律与时代特征。

　　中国当代学术研究与新中国社会历史进程息息相关。“十七年”时期的学术研究大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处于一种相对滞后的状态，许多学者都只能在封闭的环境中开展研究，个人的才华并不能充分发挥出来。十年“文革”更是对学术和广大学者的戕害。随着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到来，思想大解放焕发了知识分子的活力。他们全身心投入到自己的专业领域开展研究，奉献了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优秀成果。《中国新时期学术热点研究》正是从胡绳等学者身上所折射的学术品格出发，提炼出让读者为之感叹的精神价值。作者通过对经典文本和史料的分析，剖析了他们对中国学术繁荣做出的不懈努力，时代性强。这在新世纪学术繁荣的今天，具有不可低估的现实意义。一是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需要学术精品力作，问鼎真学问成为当务之急。二是中国科研成果如何能够真正走出国门的问题。尽管2012年中国作家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至今没有一个中国籍的科学家问鼎诺贝尔科学奖项，这是值得中国学术界认真反思的问题。诺贝尔奖虽只是一个国际奖项，但它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的高端水准。文学无国界，科学更应阔步走向世界。

　　总的来看，《中国新时期学术热点研究》着眼于“热点”背后的文化语境的解读，涉及到学术评价、人才培养及现代传媒对学术研究的推助等诸多方面，以详实的文献资料见长，便于读者了解当代中国学术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