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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朝柱:电视剧《寻路》创作谈
    • 作者:王朝柱 更新时间:2013-08-05 02:15:11 来源:东方文学网 【字号: 】 本条信息浏览人次共有2196
     

      就创作规律而言,一切有历史责任感的严肃作家、剧作家在进行构思和创作新作品的时候都会发出这样的自问:我为什么要写这部新作以及如何才能写好 这部新作?我在构思和创作每一部文学、戏剧或影视作品的时候不仅要发出同样的自问,而且还要经历长期而又痛苦的深思熟虑,方可动笔进行创作。

      自从大型史诗电视剧《寻路》在央视播出以后,来自各方的朋友,尤其是同行的文友不约而同地问我:你为什么要把这段极其复杂的历史搬上电视屏幕, 而且还要冠以《寻路》的片名?我思虑有日,遂决定把近3年以来创作《寻路》过程中的甘苦如实地写出,愿听取各方朋友与文友们的批评、指正。

      《寻路》,顾名思义,探寻中国革命之路。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及其志士仁人为探寻中国革命之路前仆后继,用生命铺成了一条革命之路,用鲜血染红了一条红色之路。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她就继承了中华民族这一光荣的革命传统,用生命将这条革命之路铺得更宽,用鲜血将这条革命之路染得更红。

      为此,成千上万的中国共产党人无怨无悔地倒在了这条革命大道上,是他们的鲜血把这条革命大道染得更红。

      《寻路》所表现的就是这条长长的探寻中国革命之路中的一段:自1927年“四·一二”大屠杀至1932年宁都会议,短短的5年,毛泽东和他的战 友们历经千难万险、九死一生,终于探寻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大道——尽管在前进中还有着这样那样的阻力和反复。

      这5年,给后人留下了太多的启示,是一笔了不起的精神财富。我是一位年过七旬的老童生,只想用一颗真诚之心去认识、歌颂这段历史,以及带领人民创造这段历史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先贤。

      这就是我写《寻路》的缘起,同时也是这部电视剧的戏魂。为了立此存照,我把这段话写在文学剧本《寻路》的前言——《几句想说的话》中。

      一、《寻路》的历史启示

      自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到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近6年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处在幼年时期,她的核心成员和基本队伍绝大多 数对马克思主义知之甚少,对未来建设一个梦想中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则更是茫然——这是因为在他们每个人的心中只有对“社会主义天堂”苏联有着一种最为美好的 憧憬,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那时绝大多数的共产党人只是凭借一腔救国救民的热情,在虔诚地进行着所谓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革命。更为可笑的是,远在莫斯科 的第三共产国际并不了解中国的国情,却又手握尚方宝剑,对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改组赋予生杀大权,对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则更是说一不二,他们就像是《西游 记》中张开五指的如来佛祖,主观地操控着孙悟空等去西天取经那样,严厉地把控着中国革命前进的方向。事后追论,中国共产党参加领导的第一次国内大革命岂能 不败?

      历史发展有着自身的规律,这不可抗拒的规律一定要惩罚那些尚未认识规律的人。那时的中国共产党人天真地认为蒋介石是革命的,真诚地欢迎他为总司 令的国民革命军抵定大江南北,进占东方冒险家的乐园——上海。令共产党人猝不及防的是,蒋介石突然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叫嚣对共产党“宁可 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个”的反动口号,对中国共产党人发动了最为疯狂的反革命大屠杀!刹时之间,神州大地到处都是白色恐怖,无数的英魂悲愤地飘游在血雨腥 风之中。这时,也惟有在这时,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才会悲怆低吟:“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

      是啊!中国真正的革命之路在何方?

      时人和后人皆知:在共产国际起伏变化的历史中,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的革命只有两次,一是法国的巴黎公社起义,再是俄国的十月革命,前者失败 了,后者成功地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虽然这两次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的革命发生在不同的国家,且又前后相距几十年,但是他们的革命形式却是相同的, 那就是以城市为中心发起暴动进而夺取国家的政权。这就是共产国际尊称为的十月革命之路或曰城市中心暴动之路。

      大革命失败之后,处于徬徨中的志士仁人异口同声地发出这样的自问:中国革命向何处去?远在莫斯科的第三共产国际武断地下达了命令:中国共产党人 必须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在大江南北、黄河上下举行城市暴动,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从此,中国共产党开启了长达近8年的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他们先后举行南 昌起义、广州起义、两打长沙……待到李立三左倾路线在党中央取得统治地位之后,竟然认为全国范围内的革命高潮不仅要马上普遍到全国,而且还荒唐地认为中国 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并将掀动世界的高潮。他除去以中央名义发出《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还公然提出会师武昌、饮 马长江、直捣黄龙的可笑口号。结果,导致了全国白区百分之百、苏区百分之九十的大失败。由此,也授给了蒋介石屠杀中国共产党人的借口。据史料记载,在不到 半年的时间里,被杀害的著名共产党人有陈賛贤、杨闇公、汪寿华、邓培、李大钊、陈乔年、陈延年、赵世炎、罗亦农、向警予等数十人;1927年3月到4月, 前后走上刑场的中国共产党人、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超过12万人,从是年5月到11月被杀害的革命者有16.8万人。如果加上在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左倾 冒险主义路线下牺牲的革命烈士和工农群众、革命学生,何止百万计啊!我想这些长眠地下的英灵一定会大声疾呼:“在中国搞城市中心暴动是条葬送中国革命的死 路!”

      但是,远在莫斯科的第三共产国际撞了南墙还不回头,继续派遣在苏联学习并忠诚于共产国际路线的留学生回国,顽固地坚持城市中心暴动的道路。他们 不仅在党的中央机关公开地大搞教条宗派式的结党营私,而且还无情地打击远在井冈山、赣南和闽西等地努力探寻“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之路的毛泽东等 同志。

      说到毛泽东,我就很自然地会想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句古语。如果再加上他的出身、学养以及丰富曲折的革命经历,使他又养成了独立思 考,不迷信权威,只相信真理,敢于抗上的叛逆性格。因此,当大革命失败之后,他断然地谢绝了瞿秋白希望他到上海中央机关工作的好意,坚定地说了这句史有所 记的话:“我不愿意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愿到农村去,上山结交绿林好汉。”

      从此,毛泽东站在“枪杆子里边出政权”的革命起跑线上,义无反顾地踏上了一条探寻“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式的革命道路。请看:

      秋收起义失败之后,上自湖南省委,下到参加秋收起义的不少同志仍然坚持执行中央攻打长沙的命令。毛泽东审时度势、力排众议,反复说明不能攻打长 沙的道理,遂带领绝大多数工农红军向罗霄山进军。为了凝聚革命力量,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三湾改编;为了寻找革命的落脚点,他在改编王佐、袁文才部队的基础 上,逐渐创建了中国第一个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与此同时,中央以秋收起义失败和不继续执行中央命令攻打长沙等大中城市为名,开除了毛泽东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事后,湖南省委特派员又误传开 除毛泽东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就是开除党籍,遂在红军指战员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毛泽东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稳定和发展,十分大度地说,那我就不当前委书 记了,改当师长,继续指挥工农红军打土豪,筹款子,把中国革命进行到底。对此,毛泽东同志不止一次地笑谈自己当过几个月的民主人士。

      朱德、陈毅率部上井冈山,实现了朱、毛两大红军的会师。虽说革命队伍壮大了,但这两支红军队伍又因构成、领导作风等不同,很快又在建军、根据地 等原则问题上发生了分歧。由于革命形势瞬息万变,这种原则分歧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且持续了两年多的时间,遂先后导致了工农红军在湘南的失败和南下粤东的失 败。尤其在陈毅两次取代毛泽东为前委书记期间,严重地破坏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削弱了工农红军的战斗力。对此,毛泽东先是坚持真理,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 让。接着,当他感到无力回天的时候毅然决定愤而辞职,上山养病。不久,陈毅自上海带回中央要毛泽东复出的来信,朱德又真诚地说出“朱毛不分家,一分家就打 败仗”之后,毛泽东同意复出,并召开了著名的古田会议,从理论上解决了有关长期争论的建军原则问题,从组织上对工农红军进行了相应改组。

      接着,毛泽东顶着中央数次下达攻打大城市的命令,和朱德、彭德怀等率领工农红军冒着严寒酷暑转战千里,克服千难万险,取得了三次反“围剿”战争 的伟大胜利。同时,毛泽东也在指挥反“围剿”的战争中锻造成一位杰出的军事战略家。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终于探寻出一条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之路。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探寻中国革命之路的真实写照:一条是教条式地照搬苏联十月革命,走城市中心暴动的道路,把中国革命引向失败;一条是从中国实际出发,逐步地探寻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把中国革命引向最后的胜利。

      这也是《寻路》留给后人的历史启示。

      二、《寻路》的现实意义

      历史是一面镜子,可鉴古今、知兴衰。从这个意义上讲,第一代共产党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带领工农红军抛头颅、洒热血,演出的这部大剧“寻路”中的经验和教训,对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中国梦”——继续探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是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的。

      其一,道路决定命运

      中国共产党参加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为什么失败?因为那时的党中央在第三共产国际的领导下,走的是一条放弃领导权,不懂得“枪杆子里边出政 权”,完全为国民党做嫁衣的错误道路。十年内战——或曰土地革命时期搞的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等为什么全都失败了,因为那时的党中央顽固执行的是一条错误的 城市中心暴动之路。同样,白区的工作为什么会遭到百分之百的损失,他们撤到中央苏区之后,为什么在他们的领导下,中国工农红军会被迫退出中央苏区,遂又演 出一幕“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毛泽东语)的长征?因为执行的还是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主张。

      对此,我们不能不问那时党中央的负责人——尤其是从法国、苏联留学回国的领导者们,你们为什么会犯如此严重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呢?在我看来,这 些同志大多出生在富余的家庭,从小就不了解身处低层的农民,更不了解黑暗落后的旧社会,仅仅凭着一腔救国救民的热情少小离家,远赴他国求学。因此,他们很 自然地只知外国先进,不知中国为什么落后。因此,他们回到祖国以后,很自然地会形成不顾国情,死死地抱定外国的强国之路,打算一夜之间就把贫穷落后的中国 变成苏联。可以想见,由他们这些言必称希腊,口必说苏联的“客里空”领导中国革命岂能不败?他们所说的“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批评毛泽东倡导的“没 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否定“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等理论,是何等的无知和可笑。

      诚如前文所述,毛泽东生在农村,成长在动乱的旧中国,他不仅了解我国的国情,而且更是熟悉中国不同阶层的农民,加之他注重调查研究,在战争中学 习战争,终于历经长达5年的革命实践,和他的战友们一起在井冈山、赣南闽西中央苏区探寻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正路,并取得了三次 反“围剿”的伟大胜利。

      这是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向人们昭示了一个真理:革命道路的正确与否,决定着中国革命的胜负。我作为《寻路》的编剧真诚地希望,为了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复兴,中国人民一定要走在革命的大道上。

      最近,习近平同志语重心长地讲了这样一段话:“全党同志必须牢记,道路决定命运,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多么不容易,我们必须坚定不移走下去。”

      其二,先知先觉们的蜕变与重生

      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为救国救民于水火之中,一批又一批自誉为先知先觉者们争相向西洋欧美诸国、向东洋日本游学,希望窃取所谓的天火照亮黑暗的中国。这就是我国最早的知识分子。

      说到知识分子,我很自然地会想到毛泽东说过的一句话: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意思是说知识分子不是独立的阶级,他的社会活动必然依附在一个载体 上。同时,我又想起动笔写《辛亥革命》前的一件往事:中央主管部门的领导两次和我约谈,明确指示,“一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告别革命论’,二要写出参加辛亥 革命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两面性,即革命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但他们在革命中的言行和功过又是十分复杂的。”对此,我是赞成的。

      在我动笔写《寻路》之前,我又细心地检点这些先知先觉回国后的革命经历和下场,再次发现有些风云一时的先知先觉蜕变了,一步一步地走向自己的反 面,甚至成为反动统治者的帮凶;还有一些窃火者从容不迫地走上统治者的绞刑架或断头台,他们的灵魂得到了升华和重生。如果我们把探寻中国革命之路比做一个 熔炉,这些先知先觉有的经不过炉火高温的冶炼,遂蜕变成一堆炉渣;有的就像孙悟空一样炼成了钢骨铁身、火眼金睛。请看:

      汪精卫曾是同盟会时期宣传革命的笔杆子,后又是孙中山先生的文胆和接班人。但是,他一俟从政争权,思想迅速地向着反动的深渊滑落,待到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他很快又变成了万夫所指的头号大汉奸。

      廖仲恺与汪精卫同是同盟会、国民党的骨干。孙中山先生仙逝之后,廖仲恺因坚持孙中山先生亲自制订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遭到国民党右派的暗杀。但他的革命精神却在熊熊的烈火中得到了重生。

      陈独秀、李大钊同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时人尊称为南陈北李。后因陈独秀蜕变为托派,被党中央开除出党。李大钊因在北平坚守革命,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送上绞刑架。他的革命灵魂同样也得到了重生。

      我在创作文学剧本《寻路》的时候,也多次触碰到这个议题,同是向西方窃火的先知先觉,王明蜕变成苏联攻击中国的叛徒,而革命烈士恽代英、蔡和森等虽死犹荣,他们的精神化做了浴火重生的凤凰,自由地飞翔在万里长空。

      从某种意义上说,蜕变与重生也是一种规律,一定会在不同的革命阶段中发生。换言之,既然改革开放是一场革命,那些曾经将改革开放叫得很响的先知 先觉们也会蜕变与重生。为此,我希望看过《寻路》的观众要擦亮双眼,看看他们之中有没有人蜕变成叛徒,或拿着外国的钱当间谍出卖国家的利益,或把贪污来的 大笔钱送往外国的银行……惟有如此,我国才能确保江山万代不变颜色。

      其三,理想与信仰

      理想,是革命者为之终生奋斗的方向;信仰,是革命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诚如习近平同志所言:“理想信仰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仰、理想信仰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

      为此,我创作的《寻路》就是要浓墨重彩地张扬革命的正气,在每一位革命家的心中牢牢地竖立一杆理想和信仰的大旗,光照千秋万代,昭示革命自有后来人。请看:

      周文雍、陈铁军相伴走向刑场,向世人宣示举行刑场上的婚礼;杨匏安写下“慷慨登车去,相期一节全……”的绝命诗,从容地走上敌人的刑场;杨度在 实现了“但哦松树当公事,愿与梅花结后缘”的理想大愿之后,又挥毫写下这首自挽联:“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遂安详地驾 鹤西去。同样,恽代英、蔡和森、彭湃等烈士都是高喊着“打倒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万岁”等革命口号从容就义的。

      同时,《寻路》也重笔写了革命队伍中失掉理想和信仰的叛徒。当革命处于低潮时,他们在生死的考验和利益的诱惑下,一个个无耻地出卖革命、出卖同 志。事后追论,贪图安逸、生活腐化是他们政治上堕落的开始。如党的总书记向忠发把见情妇置于党的利益之上,终被敌人逮捕;顾顺章玩女人、抽大烟,违背党的 纪律耍魔术,终落入敌人的手中。如果没有钱壮飞同志破译密码,设在上海的党中央就会全军覆没。这是何等严重的教训啊!

      时下,随着改革大潮的冲刷,党的一些高级干部腐化堕落,相继落马,在群众中造成极坏的影响。为此,《寻路》的播出,使人民群众对中央从改进作风入手,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必将会有更深入的理解。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34个年头,且摸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但我依然认为:如果中国改革开放要想大踏步地前进,全党、全国人民还必须继续探寻改革开放之路。

      这就是我为什么写《寻路》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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