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集中读了光明日报发表的十多篇研究和评论地域文学与作家群现象的文章。这些文章大都为当地评论家所写，对当地文学传承与发展近况知之甚详，更可喜的是，它们大都不是简单地分类排列，或仅从一些外部地域特征作出现成的、毫不费力的习惯性归类，而是顾及到地域文学个性与作家群现象的时代表征和历史变迁，有的文章能够从全球化文化背景出发，来认识所评论的作家群现象。这就不是对人所共知的“作家群”的复述，而是力求引发一些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新问题，不致于在旧的窠臼里故步自封。
是的，一般说来，一个原乡背景明显的作家的创作，一片地域性鲜明的文学的个性，以及一方地域作家群现象的产生，都是离不开这一片地域的地缘，气候，风物，风俗，语言，尤其是它整体上的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的。不要说一个大的地理文化板块，即就是一个省，一个城市，甚至一个县，都各有不同的文化传承和地域文化特色。它们对文学的影响力是潜在的，是一些相对稳定的东西。我们知道，泰纳提出过种族，环境，时代三原素说，认为这是影响文学发展的根本。种族指不同的先天基因式遗传，是内在的根因；环境包括地缘和气候，则是影响文学外部推力；而时代则是重大能量，时代的走向制约着一个作家创作倾向和才能发挥。泰纳声称自己是在用植物学的方法研究文学。现在看来，泰纳的方法虽曾遭到质疑，其实具有某种真理性。
事实上，这种注重人文传统，人文地理，文学传统对作家创作的深刻响影的研究方法，在现当代文学中已是广泛使用。周作人很早就写过《地方与文艺》。诚然，作家是个体化和个性化的精神劳动者，但同一地域作家也有相互影响而出现作家群的现象。远的不去说，十七年时期山药蛋派，白洋淀派，就是这个思路，新时期以来海派，京味，津味，川味小说之谈也如是。这个观察角度，至今没有过时。比如，说“黑龙江文学要发掘黑土文化的独特之处，表现其甘甜肥厚质朴粗犷之品格，把鲜明的地域特色与北方性格融合，注重地域文化色调与人性深度之展现”（郭力），“甘肃文学需要更多地吸纳丝绸之路的雄气与黄河文明的大气，才能实现更大突破”（徐兆寿），“宁夏作家似乎不大为文学时尚之风所迷乱，形成了宁静、安详的风格”（贺绍俊）等，都不无道理。当然，必须看到，文学几乎是无法规约的，同一片地域的作家其风格可以完全不同；不同地域文化背景下的作家间却有可能找到知音，只能概而言之。
然而，问题的症结在于，我们的研究与评论决不能止步于此。我们必须以“变”为核心来考量当今文学的发展，包括作家群现象。在我看来，时间是纵向的空间，地域是横向的空间，两个空间交织为一个动态空间，急剧地变化着，从中文学也显示着它的前进。有些文章强调了变的因素。如有人指出，“地域性只是文学风格、魅力之某些要素，但不是决定性要素，更不是必备要素。只用地域的视角，而不是时代的、文化的、审美的的视角观照和描绘地域文化，只写出地域特性而忽视文学的审美共性和人类共通性是不够的，只以地方特色为评价尺度会埋没很多优秀作品”（刘川鄂）这意见我同意，只是觉得没必要把地域视角与时代视角对立起来，它们是有可能融合的，而且这种浑融正是我们所要追求的。我们必须看到，全球化不仅是如有人说的，只是经济的全球化，事实上文化的全球化也在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速度进行着，只是由于文化的超稳定性，不像经济那样趋同和激变。由于文化的开放性，文学的主题，题材，价值取向，审美取向，都在发生大规模变迁，地域性个性在淡化，消解，作家的跨地域，跨界，参予国际性活动的概率大大提高，原先的地域性有点被冲得面目全非。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同意这样的观点，目前广东很难界定出一个以地域特征为标志的作家群。较之其它省份，广东文学有更强烈的时代气息，更敏感的变革意识，准确把握到了城乡剧变中的积累问题，所以，尽管打工潮并非广东独有，但打工文学确乎起于广东，成为专利。这是一个应运而生的新的作家群现象，带有很强的时代特征。（谭运长）；而作为移民岛的海南，虽也有“开放气质与固执性格”之说，但随着大规模移民，表现突出的还是文化的多元性与混杂性（刘复生），没必要勉强命名。于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旧的乡土经验已被新的乡土经验所替代，如何以人类性视野，普适价值，来书写乡土和地域，成为新问题，就有了李洱这样质疑现代乡土叙事传统，掉转方向，使乡土由想象和言说对象变为想象和言说主体的写法（何弘）。
从群体走向个体，从共性转而突显个性，由共性的地域性走向虽带有地域特点，却呈现出鲜明个人化面貌的新格局，也是深层的重大的变化，在研究作家群现象时不可不加注意。比如，近年来，江西确乎涌现了一个活力迸发的新锐散文群体，但他们的价值理想从一开始就打上了个人烙印，他们已不像他们的前辈，不但在精神本质上拒绝被命名，而且也拒绝彼此之间的认同（胡颖锋）。对津味作家群同样应看到，正如海河由九条支流汇聚，天津作家因个体或代际差异而具有多种选择，形成了一种一脉多支的面貌（闫立飞）。
我们曾大力提倡表现民族特色，那多是为了走向世界，所谓“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现在倒过来，我们强调本土化和中国经验，隐隐中含有对过于膨胀的全球化的反抗和警惕，也是一种文化上的自我拯救。在世界的与民族的之间，我们还是更倾向民族的。我们更担心的是被“同质化”所淹没。若是只强调全球化的文化维度，有可能导致本土文化特征与文学精神的丧失；反过来说，如果过分强调地域文化，本土文化，排拒外来文化的影响，又将走向狭隘和滞后。当然，世界越来越一体化，人类精神生活趋同化，是显见的事实，于是坚守文化的地域性，文学的本土化，致力中国经验的深刻表达，包括小到研究“作家群现象”，无疑具有深刻意义，这也是保持世界文学的多元性和丰富性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