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青壮年父母从农村走入城市，从小城镇走向大都市，从国内走向国外，这就随之产生了一个特殊的未成年人群体——留守儿童。目前，我国留守儿童的保守数量当在6000万以上，而且还有进一步增加的趋势。留守儿童正处于成长发育的关键时期，他们无法享受到父母在思想认识及价值观念上的引导和帮助，成长中缺少了父母情感上的关心和呵护，从而使其在社会化过程中存在家庭教育以及情感依托双重缺失的状况。留守儿童现象是值得全社会共同关注的话题，需要社会各方面力量的共同努力。近些年出现的留守儿童题材电影便是电影界对这一重要社会问题的艺术关照。

　　留守儿童题材电影是指以留守儿童为关注对象的电影，主要反映他们的生存现状以及对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思考。新世纪以来，先后出现了十几部关于留守儿童题材的电影，此外，还有不少关注留守儿童题材的DV电影、微电影。但留守儿童题材电影在质量上还不尽如人意。我们希望它可以作为一种新的电影题材门类而被关注。

　　纵观新世纪以来留守儿童题材电影创作，其艺术特征主要表现在：

　　强烈的现实关注  第一，关注留守儿童的生存现状是其重要内容。因为父母不在家，留守儿童或者成为“问题孩子”，如《留守孩子》中的王小福、杜小苇等，或者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如《指尖太阳》中的石小禾、石小鱼等。第二，对于留守儿童的心理状况进行了挖掘。从本质上讲，留守儿童问题的本质不在于他们的生活现状，而在于心理现状。因此父母留下的物品成为孩子与家长情感牵系的重要纽带，如手套(《妈妈的手套》)、收音机(《凤山村的孩子》)、图书(《天堂的礼物》)等。第三，关注留守儿童产生的基本原因。在多数影片中，留守儿童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城乡经济巨大的差异性，农村的父母为了改变经济现状，不得不外出务工，不得已将孩子留在老家由老人或者亲戚代为看管。第四，对于留守儿童问题，影片创作者提出了若干解决思路。如《留守孩子》中，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由警察孙大阳和何老师共同组建了“留守孩子之家”；《遥望南方的童年》则是民办教师易老师扛起了照顾留守儿童的责任；或者是留守儿童被外出打工的父母亲接到身边，如《妈妈的手套》中的胖大海等。

　　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  大体说来，留守儿童题材电影中的人物形象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性格各异的少年儿童形象。这其中又可以大致分为两种形态，其一为“顽童型”，如《留守孩子》中的王小福、杜小苇等就是如此。其二为“成人型”，如《指尖太阳》中的小泉和小鱼对失明爷爷的照顾；《留守孩子》中的月月对弟弟的看护；《凤山村的孩子》中的小凤和豆豆相依为命等。这些人物虽然性格各异，但是形象突出，而且能和他们所处的环境以及年龄身份对接起来，从而使得作品充满了浓郁的“儿童特性”。第二类是留守儿童的看护者形象。这里有坚强的长者，他们一方面充当少年儿童的呵护者，另一方面却又是传统生活方式的负载者，具有不可替代的位置。如《妈妈的手套》中华子和秀秀的奶奶、《指尖太阳》中小泉和小鱼的爷爷等。也有如《妈妈的手套》和《留守孩子》中脾气暴躁的亲戚，她们对待孩子态度恶劣，还经常让他们承担繁重的家务。第三类则是留守儿童的“拯救者”形象。他们或者是乡村教育工作者，如《遥望南方的童年》中的易老师、《留守孩子》中的何老师、《妈妈的手套》中的何非等；或者是城市的失意者，如《指尖太阳》中的猪猪妈妈等。他们一方面是城市文明的负载者，担负着对孩子启蒙教育的作用，另一方面却又是留守儿童的“拯救者”，因为只有他们才真正了解“留守儿童”最缺少的是什么。不管这些拯救行为能起到多大的作用，但至少是创作者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思路，值得进一步思考。

　　浓郁的地方特色  除了把方言作为主人公的主要语言外，不少留守儿童电影都采用在拍摄当地选用小演员的做法，小演员未经特别训练的表演具有本色化特征，更能够彰显少年儿童的心理特征。此外，对当地农村的原生态环境、民风民俗予以客观展示，带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如《指尖太阳》的主创人员就曾说要拍成当代版“边城”，影片中对绕棺歌的集中展示成为影片最重要的看点之一，凝结着主创人员在现代文明背景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的思考。

　　目前，留守儿童虽然数量庞大，但是受关注的程度远远不够。儿童题材电影本来在整个电影市场中所占份额甚少，而留守儿童题材电影在其中更是少之又少。同时，留守儿童题材电影在创作上出现诸多缺失，也值得探讨。

　　其一，对留守儿童的关注停留于表面，未及深入。有不少作品虽然集中展示了留守儿童的生存现状，或者生活艰难少年老成，或者疏于管教成为“问题少年”，但是总体上平面展示大过立体分析，并没有真正揭示出留守儿童的实质。更有甚者，某些作品有意将孩子置于绝境来展示其性格特征，留守只是一个背景而已，算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留守儿童题材电影。如《凤山村的孩子》中，小凤、豆豆在替学校去市场买粉笔时丢失了支教杨老师的自行车。在寻找无果的情况下，勇于承担责任的小凤，想尽各种办法要买一辆新的自行车还给老师。小凤姐弟俩为归还老师自行车找车、凑钱、预订购车、卖收音机、借钱，当一切可能性都被否定后，正为缺钱而焦头烂额的小凤发现了王奶奶盒子里的钱。拿还是不拿？偷还是不偷？王奶奶告知真相最终让小凤从“偷”这个道德的边界线上毅然回归到了日常的生活，回归到了一个孩子本来的诚实、善良。作品在表现小凤的性格特征和心理转变上着力甚多，体现出难见的深度，但是这里留守儿童只是一个背景，作为一种题材创作则是一种“失重”。

　　其二，对留守儿童问题的原因分析过于表层化，缺少相应的说服力。虽然一些留守儿童题材电影都在尽力展示留守现象出现的原因，但多是以父母外出务工做简单交代，甚至还有作品对其做了诗意的表达，说是“城市发展离不开他们”。农民工的确为城市的发展与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仅仅以“城市发展离不开他们”为由只是一种简单而苍白的解释，甚至掩盖了真正的问题所在。这种原因分析是缺少说服力的。当然，也有不少作品展示了农村的贫困，外出务工导致农村夫妻情感危机乃至破裂，这在某种程度上将严峻的问题摆在观众面前，可惜的是浅尝辄止。

　　其三，对留守儿童问题的解决方案过于简单化。对于日益严峻的留守儿童问题，相当多的影片也积极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体现出作品强烈“干预生活”的勇气。纵观既有的留守儿童题材影片，它们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案无非是这样几种：一是外出务工的父母接走孩子，如《妈妈的手套》中的胖大海被父母接到城里上学。二是父母回到家乡，如《指尖太阳》中，小泉和小鱼的父母亲在他们的梦中回到家里，但这无非是创作者的一种愿景而已。巨大的生活落差使得这些外出务工父母亲的“回家”只是一种暂时现象，最终还得“外出”。三是相关人员代替外出的父母担当起对留守孩子的照顾职责。比如《遥望南方的童年》中的易老师创办的幼儿园，《留守孩子》中孙大阳和何小芹在镇政府的支持下创办的“留守儿童之家”，《天堂的礼物》中以善意谎言安抚孩子的村民等。《天堂的礼物》中的女主角旭元担当起“临时妈妈”，“城市闯入者”如何非、杨老师、猪猪妈妈等也对留守儿童予以了诸多抚慰和关爱。但是这只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任何人都不能替代父母在孩子成长中的地位。说到底，还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留守儿童问题。

　　其四，在艺术表现形态上需要进一步深化。留守儿童题材电影虽然在艺术上进行了诸多探索，但总体上仍体现出创作的模式化倾向。比如对方言的使用问题。诚然，方言使用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唤起了不少观众的亲切感，具有贴近性的特点，但是“本地话”不能等同于“本地化”。作为方言的“本地话”虽然能够彰显一定的地方特色，但是电影作为一种大众媒介是面向全国进行传播的，过度使用方言无疑会影响其传播效果。真正意义上的“本地化”，应当是在充分把握当地居民的思想情感、生活方式、民风民俗、独特风光等的基础上，更好地表现他们的生活与情感，让其表现特征具有不可替代性。此外，在对少年儿童形象的展示上，创作者也不能仅仅从外在形态上把握。留守看护人如何对待孩子们，孩子们如何对待学习和生活，的确可以彰显儿童形象，但是更应该从其精神层面去把握。例如《留守孩子》中，几个孩子集合起来包了一辆车前往广东寻找他们的父母亲，虽然在现实生活中可能存在，但是从整个剧情来看却显得非常突兀，究其原因，实际上是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动机挖掘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