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们的生命回归之路呈多样化。
　　■普通百姓的生命状态得到多方面展露。
　　■河北作家生命的书写显示出民族文化自信的回归。
　　■作家们表现出对生命中金色元素的寻找与守护。

披拣生命河床下的金色

　　翻读2009年度河北散文作品，令人欣慰：在这些作品中，可以明显感受到河北散文创作向生命的回归。长期以来，河北文学创作偏重现实生活的忠实记录，意识形态性的、社会场景性的叙述偏多，而切入个体生存层面、感应生命律动的描写则偏少。而2009年度的散文创作则显示，河北作家们有意识地穿越生活的表面浮影，努力潜身生命河流的深处，感受生命内在的搏动，并努力披拣生命河床下的金色。这是一个值得欣喜的现象。

　　作家们的生命回归之路呈多样化。

　　有的选择了乡村。李延青的随笔集《鲤鱼川随记》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含200余篇短章，有人把它与孙犁先生联系起来，有人把它与日本的清少纳言联系起来，大概都着眼于其篇幅的短小与随意点染、意到笔止的特色。如果察看其所记内容，则会发现作者从栖身的都市出发，到记忆中的故乡寻觅简单图景、宁静心绪的初衷。作者深切的怀旧之情甚至把儿时故乡的贫穷与辛苦都漂淡了。这种追求使他的随笔充满浓郁的生命况味。张华北的《大洼逐肉》(《美文》2009年9 期)，把当下的乡村与《诗经》里的乡村连接到一起，乡村的空旷与乡民的悠闲在大跨度的时空中得到充分的彰显。这方面的作品还有原野的《生产队纪事》(《天津文学》2009年3期)、苗莉的《无雪的寒冬》(《散文百家》2009年7期)、刘川北的《散落于秋天的事物》(《岁月》2009年6期)、安海的《玉泉寻幽记》(《辽河》2009年7期)等。

　　有的选择了都市。田林的《苦杏仁》(《散文选刊》2009年1期)，写的是困难时期的都市。那个时期的都市与乡村一样遭遇了贫困的劫持，市民空荡荡的胃让那时的一切染上一层凄厉，也让田林的母爱故事染上一层凄厉。戴天孚与田林来自同一座山城，她的《一个城市的生与死》(《美文》2009年12期)，恰巧与田林的散文构成都市的上下篇。这里的都市已经走过严冬进入夏天。它枝叶繁茂，显露的是夏季的热闹与热闹背后的忧郁与迷茫。万玲的《珍藏的记忆刻度》(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写的是个人成长史和家族变迁史，同时也是石家庄的城市发展史。作者是个新面孔，文笔却老道，感情流注笔端，朴实而真切。这一类的作品还有郝卫宁的《河北女人》(《美文》2009年11期)、张小童的《红尘滚滚》(黄海主编《2009年·秋之卷》)等。

　　有些选择了观照现实。安秋生的散文集《角色》由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讲述自己的亲朋好友，自己的工作生活，他力图去掉自己的主观痕迹，原汁原味呈现生活本相。这样的还原法滤掉了历史表面的、临时性的浮尘，显露出生命的本真样态。桑麻的《十六个村庄的白夜》(《美文》2009年1期)是他2009年发表的“计生”系列散文中的一篇，冷静的客观与大胆的呈示为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人口故事留下了沉重而发人深省的记录。崔东汇《那一年，我和苏三……》(《散文》2009年7期)，由传说中的妓女苏三说起，最后落笔当下，回顾了某一类女性生存的变迁，抒发了作者由此生发的感慨。在他们笔下，生命是最可靠的标准。世态与事相在生命意识的烛照下显露出可疑与可能。这类散文作品还有姜贵增的《万花山》(作家出版社出版)、庞永力的《青兮黄兮》(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唐河滨的《黄金明灭的村庄》(《散文世界》2009年1期)、尉克冰的《散落在雪夜的母爱》(《散文百家》2009年5期)、张秀超的《悬在头顶上的刀子》(《满族文学》2009年5期)等。

　　还有一些选择了回望历史。程雪莉的散文集《故国中山》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她的回忆之路走得十分遥远，一直回到两千多年前的古中山国，在对故乡远古秘密的探寻中感受历史感受生命。半夏的《不可以独立的经纪人》(《散文》2009年5期)写的是战国时期的说客。渊博的历史知识使这篇作品风兴水上引人入胜，特别是对郦食其、蒯彻的解说多有新意。这一类的散文作品还有王克楠的《始皇之殇》(《美文》2009年7期)、李婍的《中国美女》(《江淮文摘》2009年4期)等。

　　普通百姓的生命状态得到多方面展露。

　　从阅读到的2009年度河北散文作品来看，虽然也有历史人物的生命图相的回溯，但更多的是当下人物的生命写真；虽然也有重要人物的重大事件，但更多的是普通百姓的柴米油盐。所以，览读2009年度河北散文作品，感受最多的是普通百姓的喜怒哀乐。五四时期，周作人等倡导“人的文学”，力主“革除一切人道以下或人力以上的因袭的礼法，使人人能享自由真实的幸福生活”。经过一次次反对死灰复燃的偶像崇拜，如今，人们终于确信人的生活是世间的第一法则，也是文学的第一法则。文学创作中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因而被广泛尊重并得到充分表现。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2009年度河北散文创作中普通百姓生活的抒写值得肯定。

　　在李延青的《鲤鱼川随记》中，故乡的人们如草木一样的生活着，并自然地展示着他们的淳朴、善良，有时也不免流露出一些自私、狭隘。在安秋生的《角色》中，家族中的各类人物，操持着各自的生计，也努力扮演着各自应该扮演的生活角色。他们相亲相爱着，也相互计算着，他们有时互不相让，有时一笑泯去多年恩仇。张小童的《红尘滚滚》写的是时常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现象。经济生活不断变化，将一些人甩出正常轨道，他们失去工作，面临严峻的生计问题。他们苦闷彷徨，继而尝试、挣扎，寻找新的出路。他们是不幸的，又是坚强可敬的。原野的《生产队纪事》(《天津文学》2009年3期)，把我们带回到人民公社时期。由于时间的冲洗，作者的叙述已经没有了现场的激烈。“那些年里我家的成分高，我十几岁就参加了生产队的劳动，始终干的是最脏最累的活。”“过了一段时间，爸爸又被划成了地主分子，经常去参加各种陪斗。自从爸爸被划成地主分子，母亲也变得沉默了，她经常自言自语地说工作队队长怎么能骗人呢！我们一家招谁惹谁了？后来母亲又患上了严重的心脏病，再也不能去生产队参加劳动了。”当然，那段惨痛的记忆里也不是没有温暖，“(副队长)李玉英不光为我们做衣服，她还经常安慰我们说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唐僧去西天取经不是也曾经过过九九八十一道难关吗？咱受这点苦又算得了什么呀？”尘埃落定，那时的荒唐让人们心寒，那时的善良也让人们温暖如初。曾钟的《散文三题》(《厦门文学》2009年11期)，写到一个被命运捉弄的人。他押送坏分子，从村里到县里，从县里到省里，最后到了新疆戈壁滩深处。他想逃离岗位却被捉回并成为犯人。他坚持一次次逃离，却换来一次次加刑。等到他终于刑满释放，生命却所剩无几。在这些或喜或悲或乐或忧的生命片断中，我们感受了世界，感受了现实，感受了别人，也感受了自己。

　　河北作家生命的书写显示出民族文化自信的回归。

　　五四以降，民族文化受到广泛质疑。文化精英大都对民族文化表现出深深失望，转而向西方寻求新鲜血液的输入。新时期以来，人们重新回到五四，开始文化再造，民族文化再次受到严重质疑。质疑负载超重的传统，当然有助于清理陈腐轻装前进；但是，如果不能达成新的认同，对于民族的复兴来说却是一个潜在的巨大危机。进入21世纪，随着民族经济的发展壮大，民族文化的自信也得到逐步恢复与加强。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河北散文的生命写作也表现出民族文化自信的回归。昔日因民族文化的虚无而衍生的绝望得到一定缓解。作家们从容地利用民族文化资源来建构自己的生命图腾。李延青的《鲤鱼川随记》那种诗意很明显来自先秦的道家，而不是法国的卢梭或德国的海德格尔。安秋生的《角色》那种对家庭伦理的反省，很明显没有五四式的决绝与无助，而是通向更好地协调与担当。海津的《与荷有关》(《散文》2009年10期)，选取传统文化体系中的标志性事物——— 荷展开自己的书写，表达了作者对美好的事物、清洁的精神的赞叹与持守。碧青的《果灯》(《大众阅读报》2009年1月2日)，写的是历史悠久的以果为灯的民俗，并且由国内写及国外，没有什么东西方之间的隔膜。孟德明的《壶口：倾听与倾诉》(《散文百家》2009年11期)，写的是作者与华夏文明的源头黄河的一次相遇。海雨佛的《微笑的禅》(《燕赵晚报》2009年12月22日)，在对禅的描述中渗透了自己对中国文化的深刻理解和充沛自信。如此等等，曾经横亘在五四精英心间的那道中外之隔、东西之隔已经悄然淡化。

　　作家们表现出对生命中金色元素的寻找与守护。

　　现实中仍然有许多不完满甚至令人痛心之处。张成起的《走进电网高墙》(《报告文学》2009年6期)，写的是中国政治的顽疾——— 腐败。20世纪初，英国哲学家罗素访问中国，认为影响中国复兴的最大问题就是无处不在的腐败。鲁迅则说，中国的国民是腐败的温床，而贪官恰是他们的最好代表。一百年过去了，再来看中国现实，看电网高墙里的这些贪官，真好像历史原地未动。梅洁的《中国的良心》(《啄木鸟》2009年4期)，把人们的思绪又带回“文革”那不堪的混乱年代。思想的贫乏与道德的破产制造了20世纪中国最大的荒谬。桑麻的长篇散文《十六个村庄的白夜》(《美文》2009年1期)，笔触所及简直令人浑身发冷。计划生育与乡村民俗之间的悖谬，令人困惑；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乡村现实令人担忧。尉克冰的《散落在雪夜的母爱》(《散文百家》 2009年5期)，写了一位疯癫的女人流落街头，而地痞混混则让她一次次怀孕临产，人性的丑陋在疯女人的不幸遭遇中更清晰地暴露出来。唐河滨的《黄金明灭的村庄》(《散文世界》2009年1期)，写了故乡淘金热衷生命的癫狂与死亡，生命的脆弱与盲目得到充分展示。在这样的书写中，生命灰暗的一面被呈示出来，人们不由得会被人性的委琐而击中，甚至会产生悲观与绝望。

　　然而，作家们并没有作简单的自然主义展示，他们之所以潜身生命的河床，直视生命深处的灰暗，恰是要寻找拯救的门径。所以，在他们一次次黑暗之旅中，总会透露出一些寻找到金色光亮的讯息。张成起的《走进电网高墙》可以说是非常悲观的，“实在是记不清是哪位哲人说过的一句话了，也记不准确这句话的原文了，但我记得话的大意大概是这样的：当把一个疯子放到一群正常人中间，大家都把他认作是疯子无疑；但当把一个正常人放到一群疯子中间，他必会被这群人看作是疯子也无疑；一个正常的人若想在一群疯子中生存，那你就必须比疯子还要疯——— 哪怕是装。恐怖。残酷。我背如负冰。”但是，即使势单力孤，作者也不肯放弃抗争。作者文字中所传达的坚持孤军奋战的义勇，可以说是无边灰暗中的一抹金色光亮。梅洁的《中国的良心》写了新时期思想解放的先驱杨献珍。中国从大跃进的全民癫狂中冷静下来进入实事求是科学发展的新时期，靠了无数有良知有智慧的中国知识分子，其中就有杨献珍。梅洁把他称为中国的良心。在这种脊梁式人物的描写中，人们会获得力量与希望。尉克冰的《散落在雪夜的母爱》，无法抗拒的苦难遭遇与街头地痞混混一次次的欺凌，让疯女人生不如死；但是疯女人偶尔的清醒所流露出的伟大的母爱，让麻木的心灵震撼，也让邪恶的心灵悔悟。这样的书写敞开了灰暗，也聚焦了金色光亮。在他们的真情书写中，光亮显现在人们面前，生命的路途会因此而不再那么灰暗，人们的步履会因此而不再那么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