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地新官上任，不知何故将三把火尽烧向辖区路边小店之牌匾。第一把火令所有店铺，一律敲掉原有招牌，按政府所定之规格、式样、字体、颜色制造，并按统一高度、位置悬挂。不料工程竣工后，连新官自己都对改造效果不满，于是烧起第二把火，下令所有牌匾均由某单位统一制造，重新悬挂。当然，此两番折腾，每爿小店少则数百，多则几千的银子，均要由店家承担。
可怜见理发店、豆腐坊、手机充值等小小店铺，怎禁得仨月换两次牌匾之苦。然而小店之螳臂既不敢与铁臂“勾机”较劲，亦不敢得罪工商、城建，还有那未及识别管什么的大盖帽。只好任其毁，由其挂，但在从口袋里朝外掏钱时，骂几声“XXX”是少不了的。
如果两次换牌匾之事到此结束，不管效果如何，得民心与否，谅几日几月过去，也就成了过眼云烟。不料过为已甚的是，这位新官对牌匾的二次改造仍不满意，又祭起第三把火，将牌匾又一次扳倒重来。其变化是在二次改造统一设计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若干个“统一”，把小店的招牌做得、悬得有如“向右看齐”一般。
好在此次改造的费用由政府承担，以至在一片骂声中也夹带着几声颂扬。
烧在牌匾上的三把火并非一无是处，首先能看出此公之作风不仅深入基层，且见首见尾，否则就没有一而再，再而三了。此外，这三次改造不管资金出自何方，对拉动各级GDP，对提高牌匾加工行业的就业率，多少会有点“积极”意义。
问题是当人们在一年中历经三番折腾，使牌匾“向右看齐”之目的基本实现后，既未感到街区环境由此改观，亦未觉察到店家生意因之红火，反倒是因为这一阵紧似一阵的折腾，使顾客走了许多，生意少了不少。其实这也是一种必然，因为俗话早就说过“紧打家伙没好戏”。
笔者寡闻，总还逛过北京王府井、大栅栏及上海的南京路，但于诸地均不见各店家牌匾有“向右看齐”之规、之状。反倒觉得因参差方显日间林林总总，由错落乃绘就夜晚溢彩流光。“亨得利”直插云霄，“马聚源”悬于店口，各得其乐，各享其成，皆所好也。这里，笔者有一设想，即若将此文中新官调往北京前门地区，当一任父母官，不知敢否将“瑞蚨祥”、“全聚德”、“盛锡福”等诸多老店牌匾敲掉，而由其指定某单位统一设计制造。
此联想又让人想到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中之一幕，即“黑不出溜”靠边站的赵大大，虽然被南京路上的霓虹灯和刺耳的爵士乐闹得在房间里塞耳朵、蒙被子，但这个手持钢枪的大个子却从未想把商家的牌匾敲下来，改用一块会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牌牌以代之。不仅他没有这个想法，就是当时的上海市长陈毅也绝无此意。可是今天我们的新官却摘挂商家之匾额如探囊取物。其情景只能让人想到另一部电影的一段台词：“在这十万大山，我李汉光放个屁，他妈的！谁敢说个臭字。”
然而“臭”虽无人敢说，但商家牌匾毕竟有其自身规律，因为一条街上，店有规模大小之差，业有五行八作之别。既有婚庆公司，也有寿装专卖。既有给人瞧病的诊所，也有给狗疗伤的宠物医院。如果楞是将这些店铺的牌匾统一格式、等高悬挂，恰似将老少、男女、高矮、胖瘦、秃头长发者，紧急集合在一起，且非要“向右看齐”，其结果不闹出1997年陈佩斯在春晚上表演的《幽默体操》之笑话才怪。
改革开放已历三十年，如果说我们有些官员至今仍不晓得“改”什么，“放”什么，至少也应该记住当年使中国农村“一夜回到解放前”的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变化过程。在那场变革中，小岗村的农民冒着坐牢之险，索要的不是钱，不是技术，只是三个字：“别管我”。而且就是这三个字，使小岗村转眼就从一个多年吃国家返销粮的村庄，变成了向国家交公粮，卖余量的生产队，并进而使“人们在明媚的阳光下生活，生活在人们的劳动中变样”的歌声和情感，开始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飘荡。
小岗村的教训和经验就这么简单，但不知为什么有人总是事无巨细，整年同牌匾“向右看齐”之类的小事较劲，而且还可能常常告之下属：“我自乐此，不为疲也”。问题是你“不为疲也”但下属“疲也”，百姓“疲也”，其结果只能是怨声载道也。
小岗村的教训和经验看视简单，却给整个国家带来了巨大变化，其原因是在农民这个极其简单的诉求中蕴藏着深奥的哲理，这就是在中国历史上极少为诸多学派共同推崇，至少是一致认同的“无为而治”。此刻，当我们重读孔子的“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老子的“为无为则无不治”，就能想象到一种在“无为而治”的前提下，表现出来的“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的巨大能量和积极性。而管理者此刻则坐享“鸟之覆卵，无形无声，而唯见其成”的政绩，其情景是何等超脱与潇洒。
关于这种观点，胡适先生曾经用白话文做过如下表达，他说：最高领袖的任务是自居于无知，而以众人之所知为知；自处于无能，而以众人之所能为能；自安于无为，而以众人之所为为为。凡察察以为明，琐琐以为能，都不是做最高领袖之道。
当然，所谓无为，不是不为，也不是无所为，而是要领导者有所为，有所不为。但像牌匾“向右看齐”之类的事情，肯定要有所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