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书有一本书的命运。
记得20年前,1991年9月。聊城一位朋友来济南,送我一册《傅斯年》,是聊城师范学院历史系、聊城地区政协工委选编的傅斯年资料汇编——这是我第一次阅读傅斯年,方知我们家乡还有个才华横溢、正直耿介,有血性、有修养的国学大师。
1949年他离开大陆,他的名字也在大陆销声匿迹了,我们这一代人几乎不知道傅斯年这个名字。当我接触到这本资料汇编,便产生了写一部傅斯年传记的念头。但这些年来,我一直忙于其他题材的创作,“南征北战”,13年,年年走西北,写了6部反映大西北的作品,后又沿长江走了一趟,写了反映长江和江南题材的作品,有长篇传记文学,有长篇报告文学,大量的是散文。当这些作品问世后,我已经老了,蓦然回首,我们家乡的傅斯年先生,还等着我为他写传记呢!
直到2009年9月以后,我才想起该写傅斯年了。当时手头上的资料很少,我到省图书馆查阅,资料也不丰富,多是些零碎的回忆,还有三两本“评传”,是专家学者们的学术研究。一个立体的、鲜活的人物仍然是模糊的,但却丰富了我对傅斯年的印象和想象。我同时看了大量的民国资料,阅读了《傅斯年全集》,又到了北京、重庆、南溪县李庄、板栗坳、南京等地,实地考察、采风、收集资料,两次参观了聊城傅斯年纪念馆,游览傅氏家族的陵园。傅斯年的形象渐渐在我脑子里鲜活起来。我摩挲那一块块冰冷的碑碣,像抚摸着一个家族的脉息;碑碣无言,却传导出兴衰荣枯的命运。这个书香家族,是鲁西平原上一棵巨树,枝繁叶茂,翠盖如云。但现在已经凋零了,枯萎了,一阵狂风连根拔起,这棵巨树轰然倒下了。
但傅斯年没倒!
人的信仰各异,一个人只要为国家、为民族、为人类的进步作出卓越的贡献,追求人性的真善美,反对人类的假恶丑,他就是一个伟岸的人,一个大写的人。
基于此,我坚定了创作信念。
文学分两类,一是虚构类,二是非虚构类。传记文学当然属于非虚构类。但是,任何一位生命个体的全部生活,很难构成一部完整的艺术作品。朱东润先生说:“传记文学是史,同时也是文学,所以必须注意人物形象的塑造。”又说:“传记的传主,无论作者的主观意图如何力求与史实符合,其实一切叙述,都必须通过作者的认识……传记文学中的传主,正如一般文学中的主人公一样,是作者创造的成果。”现在有人提出传记文学小说化,我不敢完全苟同这种观点,我支持朱先生的主张。传记文学,第一是真实性(时间、地点、事件、历史人物),既要忠实于传主,尽可能地在传主事迹上“保真”,不得胡编乱造,这是对传主的尊重,对历史和社会的负责。真实也是一种审美原则。第二是文学性。既然是文学,就必须符合文学的创作规律,在不违背真实的原则下,要进行合理大胆的想象、联想,特别是心理描写、环境烘托,在原始素材缺乏的情况下,是可以虚构的,由生活的真实达到艺术的真实。细节的真实是一切作品最可贵之处。
傅斯年出生于山东省聊城,少年时在家读私塾,而后赴天津、北京读中学、大学,上世纪20年代赴英国、德国留学,归国后报效国家。学生时代的他,曾是五四运动的健将,《新潮》杂志的主编、北大学生领袖,发表了大量的鼓吹新变化和文学革命的文章,宣扬民主和科学,产生很大反响。他天资聪颖、博学多才,去欧洲留学时先后攻读实验心理学、物理、化学、数学,并研读文学、历史、哲学、政治学、医学、地质学,精通希腊文,还钟爱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他是个通才,留欧7年,学问学了一大堆,却没戴上硕士帽、博士帽,是个“秃头”海归。他说留学是求得学问而非学衔。
傅斯年是历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思想家。他身宽体胖,标准的山东大汉,他大才槃槃,恣肆汪洋,他狂放不羁,恃才傲物,在学生时期,许多学生不敢接近他。他性格耿介、刚烈、爽直,领袖欲很强,富有天才的组织能力和高度的责任感;他大气磅礴,具有披荆斩棘的开拓精神。他爱才如命,有极强的亲和力、高洁的人格魅力,他是民国“中研院史语所之父”,团结了陈寅恪、赵元任等一大批大师级学人在他旄下,从事历史学、语言学研究,整理大清档案,发掘殷墟,在史学界创下无与伦比的功勋。
傅斯年有炽热的爱国情怀和强烈的民族意识。九一八事变后,他发表了大批文章,痛斥和揭露倭寇妄图吞并中国的野心和滔天罪行,痛批了投降派、妥协派和恐日派,为中华民族呼魂唤魄,重铸国魂。傅斯年是“学人参政”,他极力主张抗战到底,又痛斥国民党腐败。抗战期间,他先后揭露财政部长孔祥熙的贪污罪行,后又写文章揭批宋子文徇私枉法的行径,他呐喊,他狂啸,在铁的事实面前,蒋介石不得不罢免孔、宋财政部长和行政院长的职务。
傅斯年心胸博大,不计个人恩仇,他和老同学顾颉刚“闹翻”了,在评选科学院院士时,他却力挺顾入选院士,但他却对汉奸老师周作人毫不留情,开除北大并要求绳之以法。傅斯年是虎又是猫,对坏人坏事,他比虎还凶猛,对弱小者、对同事,他像猫一样温柔。罗家伦盛赞他是“纵横天岸马,俊逸人中龙”。胡适高度评价“他是感情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
傅斯年因呐喊、愤怒、咆哮,而伟大,而不朽。
他是知识分子的精神标本。凸现傅斯年的价值,仍有现实意义。
传记文学必须用文学的构思和立意、文学的表现手法、文学的语言来描绘和表现历史人物的真实风貌;要运用大量生动的细节去展示人物的心灵、个性和风采,再现历史场景、氛围和鲜活的人物形象。
在创作这部传记文学时,我的总体设计是“厚重如山,空灵如诗”,以期达到钱锺书先生倡导的传记文学“史蕴诗心”的要求(效果如何,由读者检验),因此我既恪守傅斯年生平事迹的真实性,又不完全刻板地作“年谱”般录写,努力参与主人公的生活,在细节上,在心理描写上,在环境烘托、气氛渲染和景物描写上大胆想象,细腻刻画。有时利用小说、散文的语言,甚至诗歌的意向,调动一切艺术的力量来塑造人物。但这种想象和艺术描写又不能天马行空,要符合历史真实,譬如傅斯年临别南京的所思所行以及对虎踞龙盘的金陵风物名胜的眷恋,不仅是一个历史学家的应有情怀,也是一个富有强烈的“忠君爱国志士”的一种必然心态。还有傅斯年中秋节之夜,邀请几位教授共度佳节,品茗、吟诗,既反映这些漂零者的怀乡之恋,也是这些“士大夫们”的生活雅趣。每位作家都有历史知识的局限性,也有自己的历史观和价值取向,直接影响“传主历史的人”的形象塑造,正如一千个读者心目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我努力遵守一种正确的历史观,正确的价值取向,写我心中的“傅斯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