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编年史”逐渐成为文学史写作的一大动向。“编年史”的出现既属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重写文学史”潮流的继续表现，同时又有着自己崭新的追求。“重写文学史”思潮在一开始就充满“拨乱反正”的意味，也就是说，是用一种符合时代要求的新观念替代已经落后了的旧观念。问题在于，经过多少年“以论代史”的干扰，我们对于文学历史的诸多基本情况——作家作品与期刊图书出版的基本情况，本身已相当隔膜了，仅仅是“论”的展示，显然并不足以还原文学历史的真相。而“编年史”的价值恰恰在于，它力求将文学的发展还原为一系列最基本的文学现象的素朴呈现，将尽可能真实地告诉我们文学史究竟发生了什么。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福春从进入中国新诗研究的那一天开始，就将主要精力置于中国新诗原始材料的搜集、整理、勘探、分析之中，先后为我们推出了《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诗歌卷》、《中国当代新诗编年史（1966—1976）》、《中国新诗书刊总目》等系列著作，一步一个脚印地为我们积累着中国新诗历史的点滴史料。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新近推出的《中国新诗编年史》，可以说是刘福春数十年心血的结晶，在中国新诗快要迎来百年诞辰的时候，终于有了自己厚重的“档案”，不能不说是中国现代文学界的一件大事。

　　“编年史”如何编？这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就目前人们的实践来看，大多采用文学运动+文学思潮+作家作品这样的模式，当然这些现象都不再以章节论述而是编织在时间的链条之中。《中国新诗编年史》也遵从这一方式，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还将大量的篇幅花在“文学周边”的一些事件或者活动上，比如某些文坛官司的来龙去脉，还有不少作家日记等等，这些折射出当时诗人的生活状态和遭遇，表面看好像跟他的创作没有关系，但实际上这就是真实的历史状态——我们的诗歌就是经历这样的历史走到现在的。在这种意义上，刘福春的编年史展示的又可以说是中国诗歌的生态景观汇编，是中国诗歌的生态史。当我们的史家能够将诗歌发展的生态环境和作家的文字创作联系在一起、寻找两者之间很好的映衬、说明的时候，我觉得真有可能“还原”出我们诗歌发展百年来的非常重要的细节，这些细节带给我们的就不再是一些干枯的文字符号，而是吸引我们重新进入历史情境的感同身受的体验。这样的处理，显然是一般的文学史所不易做到的。

　　“编年史”不是大事记，不是历史材料的堆积，刘福春对“新诗生态”的处理方式包含了他非常独到的用心，他告诉我们：“编年史”并不是某些人所谓的剪刀加糨糊的体力活儿，恰恰相反，其中渗透了大量的思想与智慧，值得我们细细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