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余华时隔七年推出的长篇新作《第七天》自上市以来，引起了不小的动静。

　　动静大体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在新书策划方极尽夸张之辞的热炒下，不少读者怀着极大的期望进入阅读，却对余华写作手法上的改变产生了不适和不满。“这是余华最差的一部长篇小说”、“拼贴网络新闻”、“语言极其粗糙”等评论充塞在各类社交网络平台、读书交流中。

　　第二阶段，媒体介入报道，邀请评论家对作品本身展开文学的专业批评。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郜元宝接受本报采访指出，这是一部有新的探索但未能有所超越之作，虽有可读性但总体上显得“轻”和“薄”，并剖析了《第七天》的五大问题。另外有洪治纲、张定浩等评论家的文学评论见诸报端。

　　第三阶段，余华首先通过邮件“广撒”全国媒体，回答了一批问题。而后，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的《第七天》作品研讨会上，他明确表示：“这是最能代表我全部风格的小说，只能是这一部。因为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作品一直到现在作品里面的因素，统统包含进去了。我已经写了三十多年的小说，如果没有文学价值，我想我不会动手。”他还说，被一些读者和评论家批评为“苍白无味”的语言，其实他非常讲究，“修改了一遍又一遍，尤其到一校、二校的时候，改动的全是语言”。为何《第七天》引发如此丰富多样的争论？仅仅因为作者是余华？时隔七年，读者(包括一部分年轻的新读者)对余华的预期为何错位，为何落空，这折射出文学阅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还有，评判一部作品的价值的要素究竟是哪些，如何看待新闻碎片进入小说？是时候开始第四阶段了。

　　《收获》杂志执行主编程永新和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严锋都是对余华作品及其本人十分熟悉的专业评论家。他们应邀为本报发来了各自对《第七天》的评说，其中亦包含了对社会上围绕这部作品而起的争议的评析，具有一定的启发性。

　　——编者

　　我是在飞机上读完《第七天》的。假如不是媒体朋友一遍遍的追问，假如不是网上的一片吐槽声，假如没有去内蒙出差漫长的空中飞行，我也许就与《第七天》错过了。

　　读《第七天》带给我的冲击力，让我想起多少年前读纳博科夫的《黑暗里的笑声》时的体验，无独有偶，那本薄薄的不到七八万字的小书，给纳博科夫带来的也不全是美誉。

　　从1987年在《收获》发表的《四月三日事件》开始，到余华的第一部长篇《在细雨中呼喊》，到《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我一直是余华小说的首发责编和忠实读者。《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为余华赢得了国内外声誉，2006年出版的《兄弟》与《许三观卖血记》的问世相距十一年，与《活着》相距十四年。把《活着》交给我时余华很兴奋，他告诉我：这部小说的写作过程让他数度流泪，《活着》是三部曲的第一部。照此推算，《兄弟》应该就是三部曲的收尾之作。也许连余华自己都没有想到，《兄弟》遭致如此多的非议，而且，大部分人喜欢《兄弟》的上部而不喜欢《兄弟》的下部。原因是上部延续了《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的写实风格，而下部则是以荒诞不经的叙事风格表现超现实的生活。如果说《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显示余华作为顶尖作家超强写实能力的话，那么《兄弟》就是高蹈对生活“正面强攻”的写作理念，是对“中国最大的现实就是超现实”的奋力掘进。以我的理解，“正面强攻”无疑是“寻求突破”的另一种说法。

　　余华事隔七年后奉献给我们的《第七天》，围绕主人公杨飞意外身亡，讲述灵魂游走人间与冥界的故事。奇异幻想和残酷现实天然浑成，一扫充斥文坛的庸俗叙事，与大量伪写实作品相比，《第七天》犹如存活率稀少的优质婴儿。幻想和现实结合后的基因，汩汩流淌在此书的血液里。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也采用了魂灵游走的写法，但余华借用《圣经》七天造人的启示，既隐喻灵魂的轮回再生，又暗合中国本土民俗“头七”传说，正是这个精妙无比的开放性故事架构，为导入千姿百态稀奇古怪的现世镜像提供了可能性。

　　对《第七天》吐槽比较集中的恐怕就是书中呈现的各种新闻元素，它们离我们是那么近，它们对我们来说是那么熟悉，但它们如此直接蜂拥地进入文本，似乎动摇和颠覆了人们对小说约定俗成的想法。其实，碎片化的甚至是泡沫化的新闻元素，恰恰是后现代和后后现代艺术潮流司空见惯的常用手段。当代欧美电影艺术片，经常剪入大量记录片的镜头，受这股思潮的影响，我们也可以在中国导演娄烨、贾樟柯的电影里寻到蛛丝马迹。当然，据此还无法来评判《第七天》的成败。

　　这十多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几位优秀小说家，如帕慕克、奈保尔、库切，甚至包括去年对莫言构成强有力挑战的村上春树，在他们的作品中都流动着奇异的幻想元素。我们都非常熟悉《挪威的森林》，殊不知村上大部分的小说都在表现超现实。可以这么说，幻想元素几乎就是后后现代主义的重要的价值判断标准。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余华途经上海时，带给我几页罗兰·巴特与安东尼奥尼之间的通信复印件。在罗兰·巴特的信中，他概括了艺术家的三种美德，那就是警觉，智慧，以及最为诡谲的不稳定性。罗兰·巴特转述的安东尼奥尼的话，后来成了理论界经常引用的一句名言：“我觉得需要在非现实的词语中表达现实。”多少年过去了，我珍藏着这几页复印件，常常拿出来诵读；多少年过去了，我相信余华也清晰地记得这两位大师对话的精髓。要不，凭他的才情与智慧，他不会不知道“正面强攻”的风险，他不会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早期的余华，现实都是通过隐喻和象征的方法进入他的作品，从《现实一种》到《鲜血梅花》到《古典爱情》，余华像一个魔术师，不停尝试与探索小说的各种写法。从《活着》开始，余华的作品慢慢得到知识阶层的认同，其影响次第向最广泛的读者面蔓延。但余华骨子里就是一个“不安分”的人，细胞里浸透了艺术家的前卫意识，天生具备了“最为诡谲的不稳定性”。理解了这一点，也就理解了他为何要在《兄弟》下部重新发力，启动坚韧不拔的探索与裂变；理解了这一点，也就理解了余华事隔七年后向读者奉献《第七天》的思考路径。余华深信，艺术作品再荒诞，也荒诞不过世态万象；二手经验再疼痛，也疼痛不过生活本身。只有在非现实的词语中，想像的翅膀才能腾空飞翔。

　　《第七天》在描述游魂间的交流时诙谐幽默，灵气飞扬，在残酷现实中又把温情表现得淋漓尽致，亦真亦幻的语境，让充满诗意的叙事获得了广阔的空间。比如：我穿行铁轨，仿佛穿行在生死之间。又比如：他在阳光中睡去，又在阳光中醒来。海子面朝大海的诗句，也被直接用来应对杨飞悠悠荡荡的灵魂。在这部十三万字的作品中，充满诗意的句子如鲜花盛开，俯拾即是。最奇异的是结尾两个游魂之间的对话：你要去哪里？我要去的地方叫死无葬身之地。阅读到此，不禁令人含泪苦笑，孤魂居然也有一种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悲怆情怀？

　　一部作品说好说坏其实都很正常。但从围绕《第七天》的争议中我不由想到，我们的思维模式有没有需要修正的地方？我们的阅读习惯有没有需要升级的地方？文学批评界那套陈旧的话语系统是否应该更新了？我们难道要求余华再向读者提供若干部《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一样的小说吗？若真是那样的话，余华自己会厌烦，读者更会失望。

　　一部作品就像一幢建筑物，人们不仅需要远望它，归类它，还要潜心进入它的内部，对建筑物的内部构造作一个深入周密的考察，这样才会领悟到艺术家的奇思异想，才会触摸到创作者的脉搏心跳。

　　《第七天》也许不是完美的，却具有文学史意义上的重要性。余华正朝向天边外奋进的路上，也许艰辛，也许孤独，但我知道他不会放弃。《第七天》有理由让我们满怀热忱期待余华的下一部小说，因为他正处最具爆发力的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