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年高考结束，又一批高考“状元”诞生。虽然其头衔受所在省、市、县、乡、校之限，且有文理之别，加分与否之差，使之加在一起总有万余之众，但仍旧会成为高校争抢的对象，母校再招生时提高门槛的理由，媒体的新闻人物。
高考“状元”能获得各自所在地或学校第一名，说明其高中及其此前的功课学得不错，对其前程寄予厚望亦理所当然。但面对高校、母校、媒体、商家不同心却协力地“恶炒”，如果没点防范意识，真个容易被炒昏。因为这些“状元”毕竟是一批涉世未深的青年，哪禁得住这种全方位地“颂扬”。为此，这时在“状元”头上浇点冷水，可能比“锦上添花”更有裨益。
高考“状元”被“恶炒”是经济利益驱动的，这一点人人心知肚明。但其行为所以有受众、有市场，与一些文化背景亦有直接关系，其中广泛流传于民间的“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之说，对人误导不浅。本来这句话是说在哪个行业都能干出成绩、做出贡献，劝导人们热爱本职工作。不料在将各行各业出类拔萃者比作状元的同时，却拉低了状元的身价。只看到状元名列第一的排名，忽视了状元不止第一的其他要素。
今天的高考“状元”正是科举状元被曲解后的产物，实际上与之有天壤之别。
我国的科举制始于隋朝，至清光绪三十年 (1904年)结束。在这1300多年的科考中，只产生了不到1000名状元，年均不到一位。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唐代的王维，宋代的文天祥等，可谓凤毛麟角。
在科举制时代，考取状元首先要从童生经过院试考中秀才，获得参加科举考试资格，然后才允许参加乡试和会试。
乡试在省城举行，每三年一次。各地“乡试”主考均由皇帝指派，考后发布正、副榜，正榜所取者称举人，第一名叫解元。人们熟知的唐寅就曾参加乡试，并取得第一名的好成绩。如果是今天，必被称为“状元”，但无论后人对唐伯虎的才学如果褒奖，此人只是解元。
科举的会试于乡试结束的第二年在京城举行，由礼部主持，皇帝任命主考官，只有各省的举人或国子监监生方能报考。会试通常只录取300人，录取者称为贡士，第一名叫会元。
由于科举时代与现在学制不同，所以当今各省的高考头名究竟与解元有无可比性尚无定论，但称其为状元显然不妥，因为在科举制中，即使是全国会试的会元也不敢如此造次。
科举制中的状元要通过殿试取得，这是科举最高规格的考试，由皇帝亲自主持，只有贡士有资格参加。殿试分“三甲”录取，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
在我国各朝代所实行的科举制中，有些环节发生过更改，但状元产生的过程基本相同。不仅与现在的高考“状元”在数量、层次上存在巨大差异，而且学子所处的阶段也不同。在科举制中，考取状元后马上就由吏部任其官位，前期大都担任翰林院修撰、著作郎、秘书郎等，相当于六品官阶，比县官还大一点。可见乡试、会试、殿试实际都是毕业考试的环节，而不是高校的入学考试。这是此“状元”与彼状元的根本差别，不能混淆。
多年来，我国高等教育一直实行严进宽出政策，致使学生只要进入高等学府，如不考研就再无权威性统考，压力骤然减轻。这是我国教育“赢在起点，输在终点”的症结，也是不少高校学生远没有小学生负担沉重的原因。然而高校四年，学子们正处在大量摄取知识，优胜劣汰的阶段，因此，虽然同处一室一寝，也常常会出现“差距怎么这么大”的情况。因此，过多渲染入学考试成绩，无异于给高考“状元”灌迷魂汤，实际是在别有所图地消费孩子的资源。
近年，与笔者持相近观点的有心人做过调查，其中的一份报告披露了1977～1998年间150名各省高考状元（约占总数的十分之一）的现状。报告称“普查我国杰出政治家校友榜、院士校友榜、杰出人文社会科学家校友榜、富豪企业家校友榜、长江学者等顶层人才榜单，尚未发现高考状元的身影”。据此，该报告认为“大部分高考状元的发展情况与社会期望相差甚远，没有成为‘顶尖人才’”。
这份报告的结果令人痛心，因为高考“状元”入学时的基础及潜质是肯定的，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很可能与有人过早给孩子戴上高高的“状元帽”有关。
为杜绝上述情况，教育部一直要求对“状元榜”进行冷处理，而且早在2004年就发出过叫停“炒状元”的指示。这就是说将各地高考第一名的学生称为“状元”，实际既没有道理、没有益处，也没有得到教育部门认同。
不论叫不叫“状元”，高考取得第一名总是令人鼓舞的事情，所以议论这件事情的氛围本不该如此严肃，为此，在此文结尾时笔者想同高考“状元”开个玩笑：在古装戏剧中，状元常常被招为驸马。我看这种待遇孩子们就不要奢望了，因为依现今高考“状元”的数量，即使皇帝的三宫六院都无视计划生育政策，也满足不了需求。再说查一下婚姻法，你们当中的大多数也没到结婚年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