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明初建省，此前的汉诗文化主要零星体现于“他者”笔下，著名的暂住者有王阳明、赵翼等；明末至晚清，中国传统诗歌文化的余音在黔北、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里回光返照般得到了阶段性再发酵，当地文风昌盛，古诗呈现光彩，形成著名的“沙滩”文化及“清诗三百年，王气在夜郎”之说。
　　上世纪三十年代，侨寓京都的蹇先艾、寿生在换位回看“老远的贵州”后创作的“乡土”文学受到鲁迅、胡适的肯定。其后，“乡土”成为黔诗主潮，发展中，原有写实与批判意味的“乡土”诗渐转入山水颂唱与田园写意自乐。四五十年代，民族民间文化主题的山歌民谣占了相当篇幅。同期，生活在别处的“沙滩”后辈黎焕颐开始创作，后以诗驰名文坛。
　　六七十年代以来，贵州诗歌情况总体可归为三个层面：
　　一是传统性的“乡土抒情”。六十年代始创作的廖公弦作为现当代新诗的先行者，可谓贵州最早进入全国视野的最著名的主流诗人，也是黔式乡土咏唱最具代表性的歌者。乡土诗风久旋居山中，异常自在与自足，对贵州影响深重，至今；并怂恿了相关的诸多枝节如散文诗、游记诗等。
　　二是社会转型期及其影响下的多元共生、同源多流局面上的“意识形态抒情”。八十年代是中国诗歌的黄金时期，其时全国性诗潮自要与山中早已蠢蠢的变奏不谋而合，以贵阳为中心的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诗歌实践蔚然成风，形成诗群，贵阳成为朦胧诗潮主要舞台之一，黔诗一度绽放异彩并嵌入中国诗史。随着传播的变化和学术的分类细化，其时间跨度从七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被不断解析的贵阳“朦胧诗”现象渐归属于时段性社会文化现象范畴。
　　在八十年代，黔地诗歌可以以有影响的中心式诗人代言之，如 廖公弦、黄翔、路芒、李发模、王蔚桦、叶笛、徐成淼等，他们以媒介、高校、民刊、地区为底盘，各自链结引领了自己的团队。这一时期的民刊主要有《崛起的一代》、《中国诗歌天体星团》、《大骚动》等。意识形态抒情向度渐亦成为内部划界的潜规则，黔诗流向仿佛喀斯特区域里层次与向度不一的地上河、季节河或暗河，世纪之交后，这种显态与隐态之分几乎不存。
　　这一时期，年轻的歌者竞相风流：黄相荣参与了“两报”大展，陈绍陟的寻根与反思对稳固的乡土语境有所叩击，唐亚平成为中国女诗视域常提之名，郑单衣则以特色抒情浮出水面；吴若海等部份“60后”则在文学及传播的边缘化时空里执着修炼和潜行。
　　三是九十年代中期到新世纪以降 “复合抒情”时段。多代诗人在城市化背景、数字化环境中，在传播平台相对敞露和茁壮的时空里共鸣共放，生于五六十年代的 陈春琼、王建平、西篱、姚辉、空空、禄琴、南鸥、王付、罗莲、居一、钟硕、贺建飞、末未、徐必常、颜若水和生于70年代的 李寂荡、黑黑、梦亦非、西楚、青红、天空、亚霖、郭性汶、淡若春天、郑瞳等均各有风采。钱磊、罗霄山、孙守红等十余位八零后新军值得期待。这一时期，诗歌民刊主要有《大十字》、《零点》和《诗歌杂志》等。散文诗界持续活跃。
　　应该说，多种因素使诗人的出现和作品传播度始终是不均衡的，这是个全国性情况，影响因素有如出道的早晚、年龄的差异、媒介的取向、个人对传播及活动的谙通与疏离等等。而“未持续”也是原因之一，譬如贵州八十年代呈现的诗人后来不少沉没，诸多七十年代以后出生的诗人稍现即止。
　　纵横观之，黔诗轨迹始终是被动、弱势甚至危机的。地理政治的局限制，移民文化的低基础、重守成和本土文化自主性的相对较弱，使近现代贵州区域文化图景长期欠缺一个自在的主心骨，对外来“信息”多以奉承被动之态接受，诗人与诗的个体性存在及表达易在过程中被动地归为制度文化、大文化框架而失却应有特色与差异，或在关于意识形态的纠结过程中耗尽原本的文学理想与艺术特性。另方面，诗歌对地域和民族文化的探索与融会始终未达到真正的有效之境；在乡土中国的文化大环境里，贵州乡土诗如何突破同质化和有效抵达诗歌前沿是它始终面临的难题。
　　在今天这个大传播时代，在明天，起跑线如果不是直的、今人如果仍像旧人，那说什么都只是：“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