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早先那所房子，其实不是传统的客家民居，而只是一间小店铺，它是我祖父当年为做生意而建的。这里地势很好，位于韩江和葵江交汇处。韩江因韩愈得名，能通各类船只，名满全国；葵江则是小河，不能行船，寡有人知。小铺东临韩江，脚踩葵江，面前还有一座拱桥，跨越葵江两岸。这里可谓四通八达，是做生意的好地方。

　　祖父去世之后，家运败落，叔父远走越南，我父亲到广州谋生。生意无人做，店铺没人住，年久失修，渐成危房。父亲在外漂泊多年，没有找到生活出路，于解放前夕携我们姐弟回到家乡(母亲客死番禺)，并于这年再娶。叔姆(家乡对继母的称呼)这年28岁。这破旧店铺，稍经修葺，就成了我们的居所。

　　店铺四方形状，一面薄墙，把房子分成两半，饭厅和卧室占一半，厨房兼冲凉间占另一半。饭厅卧室上面是阁楼，我姐姐蜗居其上。小学期间，我无处可住，冬春借住庚婶家——她儿子是我同班同学，她乐于让我与他同住，长年没有厌烦的脸色；夏秋搭宿于圩船上——船主也是同姓宗亲，见难相助，也无二话。我每晚掖一被单或毯子，心情愉快地到船上睡觉。夏夜睡露天船板，与小伙伴欢快闲聊，仰看可观星星，耳边可闻水声，冬夜卧宿船舱里，隔船板如枕流水，竟也忘却家无住房之窘状。

　　房子越是破旧，土改时越被工作队看好。父亲曾一度做过村农会主席，工作队员常到我家“同吃”(付粮票和伙食费)，年轻女工作队员杨姐，甚至在我家洗澡。一个只有一块布帘挡门、没有特别遮拦的冲凉间，父亲和叔姆都深感不便。为免尴尬，我们男的只好临时走出家门躲避。杨姐却不嫌贫厌脏，并以此为工作之必需，还视为她的本分。

　　我上中学6年，平时都是住校，但寒暑假回家，仍要借宿在庚婶家和圩船上。这样的生活，我们也并非不想改变，也寄望未来有好一点宽一点的房子。但在那时，它只是一闪而过的梦想，没有想过真会有这一天。记得我在家的十多年里，全村20多户人家，只有一户富有的华侨，盖过一座“一正两横”的传统客家民居，其他同村人住的都是老旧房屋。土改后的合作化、公社化年代，过“共产主义”生活，没人打算盖私产房屋。

　　经历了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人们顾得更多的是肚子而不是房子。但1960年的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洪水，让韩江两岸地势低洼的人家，开始心生畏惧，担心房子经受不了水淹。此后多年，果然洪水多发，我家那破旧店铺，经连年洪水浸泡，也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

　　1966年，我父亲已去世6年，叔姆见房子已经老旧得不行，墙壁潮湿发霉，楼板吱嘎作响，地基石头也不稳，实在不能再住。于是在屋后100多米处的山坡上，选了一个屋场，并向公社提出申请。公社也是体惜困难，批准得很顺利。那时“文革”刚开始，破“四旧”之声不绝于耳。开工打地基那天，不敢请人选日子，也没敢点香烧纸，叔姆独自一人，扛了一把锄头，悄悄开了工。她没有任何计划，地基打到何时，何时摏墙，房梁房瓦需多少，要花多少钱等等，她心里都没有底，她只相信自己的锄头。她要利用每天早晚，一锄一锄地挖，如愚公移山，如蚂蚁啃骨头。我弟弟还在住校读初中，帮不了什么忙。

　　地基之难挖，事先没有想象到，时有硬石挡道，锄头难派用场。于是改用铁镐，连凿带敲，半天打不进半尺，实在难为一位普通农妇，那时她已年近五十。缓慢的进度，没有影响叔姆的决心。她真的是挖山不止，每天早上天蒙蒙亮，就扛着锄头上工了。干一个多小时后，才回家做早饭。那时她是生产队队长，整天还要带头干农活。下午干完生产队里的活，要是天还没有黑，就又赶到屋场，挥锄再干一阵子。弟弟日前在电话里谈及此事，我细想叔姆那劲头，心里不禁油然而生敬意。

　　家乡的亲人被感动了。在镇上工作的姐姐姐夫自己来不了，就出钱雇了几个人，前来帮忙挖了几天土；堂姐也派儿子和女儿，带着一袋大米和一只鸡，帮了十几天忙。邻居则以换工方式，帮忙挑土打石，为叔姆鼓了不少劲。但她深知，主要工程还是要靠自己的双手和双肩完成。就这样，她没有放弃任何可以利用的时间，坚持一锄头一锄头地挖，一畚箕一畚箕地挑。没有人算过也算不出来，她究竟挖了多少土，流了多少汗。只知道断断续续，前后挖了近4年，屋场才初具模样。

　　1970年，我刚到河南干校劳动，弟弟来信说，地基已经打好，准备请人砌墙脚。我知道此时需要钱了，我赶忙寄去一点钱，我深知这是杯水车薪，我不过是尽一点微薄之力。家里同时拆除旧家，利用其中可用的材料。他们当时的想法，是先盖半所“下山虎”，即两个房间一个厅子。材料全靠拆旧店，细算工程依旧不容易。旧梁被白蚁蛀过，木板多有腐蚀，都需请木工加工。那时生产队的工分值每天才5角，而泥水工、木工每天工钱1元6角，也是不轻的负担。

　　叔姆在种种艰难中，一步步辛苦走来。我无法详知她是怎样度过的，只知道她好不容易完成了那一半工程，盖成了两个房间和一个厅子。1978年，我弟弟有了结婚用房，娶了媳妇。那时有俗话说，农民盖一所房，“不死也会脱一身皮”。果真如此，我叔姆这年得了一场大病，还有严重神经衰弱，常常睡不着觉。她是累的，也是愁的。房子还有一半没盖呢！她后来跟我说，她以为从此再也见不着我了，一想起来就目汁嗒嗒滴(客家方言，即眼泪哗哗流)。但吃了许多中药之后，她的病竟好了。她又重新振作起来，要完成还没完成的事情。

　　又一个4年过去，其间我弟弟参加了公社工作，每月有30元工资，我弟媳编织竹筐，也有些许收入，每天编十几只，每只卖1角1分。1982年秋天，两个下堂间也终于完工了，“下山虎”呈现出了虽然粗糙却是完整的面貌。16年的汗水，16年的辛苦，终于有了一个结果。用如此漫长的时间，盖成这样一所简易房，也真是不堪回首。

　　1989年冬天，我离家30年后，第一次回到家乡。那天晚饭后，叔姆让我住下堂间。来串门的乡亲散去之后，我们从容叙谈别后种种。那时她已68岁，但身体尚健，耳聪目明，思维清晰，表达明白，没有龙钟老态。她说她能吃能睡，还能帮助我弟媳做饭。我们时而怀旧，时而述说近况，聊得无章无序。说到艰难时，她不禁叹气；说到伤心处，她泪流满面。我聚精会神地看着她，细心地倾听她的诉说。在灯光下，我看着她那花白的头发，读着那深深的额头纹。从这额纹中，我仿佛读出了她在这些年历经的沧桑。

　　说到这房子，她长舒了一口气，显出轻松的情状。她说：“我总算把这事做成了，不然你回来还是没地方住，还到圩船上住，那怎么行呢！”还有一事很让她高兴，就是房子盖成的那年，又分到屋后80多亩的一大块山地，上面有竹子和松树。房子和山林连成一片，她的心从此充实起来。

　　叔姆实现了自己的心愿，心情好起来。她朝思暮想了一二十年的事情，其实只是要盖一所房子。她不认识字，却认得道理。她深深地懂得，要做成这件事，只有靠双手和汗水。她没有坐等，而是埋头实干。她为自己，也为后辈。她没有为自己立碑，而那房子就是无字的功德碑，它镌刻着一位母亲的心愿和情怀，一位农妇实现梦想的意志和精神。2009年，她过完88岁生日，心无遗憾地走了。而那“下山虎”，却成了她留给我们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