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创作谈这件事情从根本上违背了我作为一个小说家的立场，或者说，我选择成为一个小说家的立场。这个立场是：用虚构的方式，或者只用虚构的方式来言说。

　　十五六岁的时候我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到底什么事情可以使我和其他穿一样校服、做一样作业的同学区别开呢。使我成为我自己，而不是别的任何人。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为了宽慰自己，我开始写小说。小说的内容，当然地，离现实生活越远越好。所以我写了宋朝的故事，写了屈原的《天问》，写了晋代的史官们，等等。那个时候我创作上最大的问题是：毫无疑问我是一个大天才，可是没有人发现这件事；毫无疑问我有源源不断的故事要写，可是我妈偏偏不让我在星期天以外的时间用电脑。

　　到了现在，等到我成为了一个可以随便用电脑的人的时候，有两件事情成为了确定的：一是我明白了自己在写作上的笨拙、枯竭，甚至无能为力；二是，纵然如此，但是，在写了十几年之后，我似乎找不到其他任何方式来和这个世界相处了。

　　我和这个世界的相处方式是：成为一个小说家。随时瞎编乱造，保持瞎编乱造的权利。随时道听途说，并且认为这就是自己的本职工作。

　　到现在我写了很多我的故乡。那个最开始我提都不想再提的无聊地方。郫县郫筒镇，在我的小说里我把它叫做“平乐镇”。“平乐镇”汇集了所有我热爱的事物。它是故乡、亲人、朋友、童年、过去的好时光；它是流言蜚语、闲言碎语、漠不关心、藏污纳垢，无聊的、琐碎的城乡结合部。

　　鉴于如上的原因，我写了这个小镇，写得津津有味。如果说这10年间，作为一个笨拙的、摸索的小说家，我取得了什么切实的进步的话，那就是：我不再假装自己所生活的世界是美好的，或者说不再假装创造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来替代这个世界。所有的不美好、所有的沉重、所有的蒙蔽和肮脏正是它有趣的地方、值得书写的地方，甚至，也是有希望的地方——所以我就写这样的世界。

　　“平乐镇”是我的，四条街上的父老乡亲，吃肥肠粉、喝花茶、抽天下秀、说四川话。从2008年开始，我尝试着在作品中使用可以被非四川人理解的四川方言，因为我要写的是四川的故事。方言的使用，一方面让我可以更勇敢地写人物对话；另一方面，它让我从一个一点都不好笑的人成为了一个有些好笑的人。我最近写完了一个长篇《我们家》，很多人都跟我说“笑死我了”——这可能是一件好事。

　　对于我这样一个归根结底自我怀疑并且怀疑世界、不相信美好事物又热爱脏乱差的人来说，“好笑”正是一剂中和的药吧。

　　本质上来说，虽然一再被问到“谈谈你的写作风格转变”之类的问题，我还是同一个作家。来自川西小镇，热爱川西小镇，悲观地热爱着俗世生活，漠不关心地投入这样的生活。最后，用虚构的方式表达，任何时候都不说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