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北京城开奥运会那年，我给京城送过“稻种”。这话说给谁听也不信，肯定还心里嘀咕，“实君”你鬼扯吧，京城建设的比巴黎还繁华，摩天大楼戳的像莫言小说里的红高梁乌泱乌泱。寸土寸金的京城地皮大楼挤插的都往天上窜，送“稻种”给京城往哪种？再说，耸天立地几十层高楼那价是几万块一平米，在建房子的地皮上种水稻，值几多钱？一平米基脚地往天上建五十层楼房，能变成楼房五十平米，这数学，连幼儿园孩子都难不倒。北京再现代也不能把水稻种的像超市里的货架一层层的叠楼架屋？即使种了，也是袁隆平的“超级稻”饱肚子不值钱！

　　给京城送“稻种”？不是神经病也是吃饱了撑的天热说胡话，其实这话由是缘自好多年前我上小学时看过的建国初期我舅舅和小姨的高中语文课本，内有先人柳青长篇小说《创业史》里的一段《梁生宝买稻种》，说农民梁生宝为给集体农业社买稻种，一路啃干馍，喝面汤，住候车室的辛苦。可这和往京城送“稻种”何干？再说“买”和“送”两动词南辕北辙，八竿子打不着啊，这么说我还是天热说胡话？胡话就胡话：我认为咱京城文坛现如今好作品太少，老百姓都没几个人爱看现在的小说了，稀罕时过过目也眨眼功夫忘。文字的符号瞅起来累，哪有瞅影视轻松。谍战影视片里全是靓男倩女在斗智斗勇。俊男美女们在看不见的战线里勾肩搭背，转眼又情人变敌人，双方打杀的上天入地的影象直观的勾人心魄，比小说的抽象符号好看多了。兴许影视看完上了床，梦里还会幻到如此美人搂进怀里。只是，影视编剧们犯了搞谍报的大忌讳，谍报剧不能这么编，。搞谍报的人其实像貌越模糊越可用，这模样人猛看千人一面，钻入人群那就是一滴水进了大海无影无踪。

　　还有那什么写咱八路军延安爱情的这个剧那个剧，懂点军史都知道，延安时期咱八路军规定“二五、八、团”，是说二十五岁以上，参军八年以上、职务团级以上符合这三个条件里一条才能谈婚论嫁。当时八路军115师师长林彪刚三十岁，他符合条件娶了“陕北一枝花”张梅。还有那个被毛主席枪毙的莽汉黄克功，仗是老红军又是旅长毛毛愣愣追求洋学生刘茜，人家说才十六岁，不想过早的谈恋爱，可黄莽汉恼羞成怒竟一枪把刘茜给打死了，让毛主席不得不判他死刑。

　　那会儿延安十八个男一个女的性别比例注定了男多女少，咱八路军那会儿是有爱情，是说高级将领才够条件谈爱情，不是随随便便是八路军都可以谈。兵慌马乱战火纷飞抗日救国之际，是八路军就谈恋爱，不影响军心才怪，打胜仗的军队没有严格的军纪哪行？再说，那会儿师长才三十岁，旅长、团长多大？下面的营连排长又多少岁？十八九岁二十郎当岁谈恋爱结婚，拿现在说也早了点。互相间眼里送送“秋天的菠菜”可能，其它妄想。

　　如果有哪个不相信，去看看最近出版的李伶著作《开国将领的奇婚奇缘》上面列举的奇婚奇缘多了。那会儿，延安的爱情大多是组织介绍的拉女配。陕西出版社出的戴茂林、赵晓光著的《高岗传》有描述，创建陕北根据地的领导人之一高岗，与第一个小脚妻子杨芝芳分手娶第二个老婆李力群时，李力群只经过前呼后拥的首长接见三两次，不几天，王明、王若飞等领导请李力群和高岗吃饭，说今天是结婚的日子，十九岁的李力群生瓜蛋子般哪经过这阵式？害怕地撒腿跑了延河边。王若飞在延河边找到李力群，问她，你学过党建吗？党员要听党的话，让你和高岗同志结婚也是党的安排。就这么着，高岗和李力群被安排着结了婚。今天人看来，那会儿的延安拉女配式的结婚，很是战争年代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只是被导演电视剧的人导演的多了浪漫少了苦涩。

　　文学艺术界爱“闭门造车”，每年全国有二、三千部长篇出版，影视片恐怕也上千部了，短篇更是汗牛充栋，可在老百姓心中留下位置的有几部呢？

　　我自以为是的认为我创作的文学作品，有经历有生活，还有正确的价值取向，不是“隔山打牛”的玩艺。京城有那么多的出版社，好比是一片好庄稼地，良田只差良种，只要有了好种子，那长出来的粮食比袁隆平的“超级稻”不差。地好，风调雨顺的气候更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打“右”派不抓“现行”（文革语言：现行反革命）就是缺乏好种子，长不出好庄稼。于是，我拿着十年腹稿加电脑敲打两年一个写警察的长篇《哦，乌兰布和的“巴特尔”们》，兴奋的给京城送“稻种”来了。

　　二、

　　实话说，给京城送“稻种”我并不想来，七月流火加鞍马劳顿，受累更心疼花钱，可没办法，鬼使神差逼迫着自已来；

　　这可不是天热说胡话，更不是小说的情节虚构是实实在在的经历，我接着往下讲经过；

　　这年春天在我住的小城“文联”偶然了解到，中国作协每年有一次重点文学作品扶持征评，向全国每个省市自治区征集五部作品。评上了，能领到重点作品扶持资金。思谋，我那篇打了十年腹稿，又电脑敲打了两年描写警察的《哦，乌兰布和的“巴特尔”们》四十多万字的小说要杀青了，何不送给京城里的高人看看？万一小说被高看了，兴许能领到些银子。为什么这样想？我曾干过多年的警察，当警察那会儿还在最基层的派出所，多年前社会治安比现在乱，那会儿，我这“大头”警察忙得整天脚打屁股走路像跑，自然对警察职业有切身体会，警察写警察肯定不外行。再说，我这人理想化的都浸入了血液，不干警察好多年了，还费心思用十年光阴一直打这部警察小说的腹稿。

　　我没明没夜在电脑上又修改了几个月，在五月终于让这部写了十多年的小说婴儿般呱呱落了地，再校对打印装订又加刻了张光盘夹在书稿里急急坐火车到我住这个西南省的省会送交给省作协。接下来，我就像待嫁的新娘忐忑不安的期待新婚喜日。

　　七月底是书稿送审中国作协结止日期， “新娘”待嫁闺中我耐不住焦急，给中国作协打了圈电话。人家帮我一查，说我们省的作协没有送来过打印写就的小说稿，更没有署名“实君”的长篇小说《哦，乌兰布和的“巴特尔”们》。省作协送中国作协除了一长篇打印的“诗”稿，其它送交的都是创作大纲。沮丧的电话让我一下子似数九寒天被一桶冰水浇了个劈头盖脸透心凉。之前，我通过省文联的熟人了解过，我交给省作协的这部长篇已经定为省作协向中国作协送交扶持重点作品里的一部，五月底时就特快专递寄北京了。都寄出了二个月，中国作协怎么会没收到呢？

　　再打电话给省文联的熟人，她似乎话中有话说让我来省城一趟，让我当面问问省作协主管领导。我本来不想去，因为往返省城加住宿，怎么也得二、三百块。我是高不成低不就还要交房贷经济捉襟见肘一分钱掰两半花的穷书生，心疼钱不说，咱还天生怕见领导，见了领导不光人矬半截还怵头。再说是让自已的书稿到京城去审，万一领导说你书稿不行，不能送，脸都找不到地方搁。那几天，为找不找领导，我心头像有一只陀螺在打转。

　　想来想去想开了，我只是去问问书稿先省作协选中定了送中国作协，这会儿被拿下？是不是书稿写得不好，质量粗糙？文学艺术性不强？如果是这样，听听领导的教诲也是学习。不耻下问是一个人的境界，何况我是上问恭听，上问是向高人向领导求教，问有所示那是领导看得起咱，被领导训斥，更是如雷贯耳学习噻。

　　于是，我抛弃了战战兢兢怕见领导的奴婢心眼，再次赶往省城。拢省城已傍黑，心想咱曾经是警察依经验公安厅招待所住宿便宜。到总台登记：最便宜的标准间160元。和服务小姐商量，能不能减半？服务小姐不解，怎么减半？

　　房间里两个床，你再安排一个人进来，我俩不是一人掏80了。

　　服务小姐像看天外来客黑眼球少白眼仁多翻着两只“樟脑球”眼窝剜了我一眼，说，你懂不懂？一个标准间安排一个人是尊重顾客的隐私！也为你安全！我本想再说，我一个大男人怕什么？又思忖，你“砍头只当风吹帽”不怕？那个与你同寑一室的另一男人怕不怕呢？什么事也要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考虑一下是不？现在是什么年代，还拿当警察那时儿出差住旅店、招待所几个人挤一个屋的老眼光看眼下？现在是二十一世纪，奥运会都要在咱中国开了。咱这地处西南的省城也不落后，酒店、饭店多的像水泥森林，早不是多年前那会儿出差到大城市逢招待所和旅店都比比皆客满无床，观念也早变更成按房间收费。两人房间安排一个客人，是与时俱进也是顾及客人的隐私让客人安逸噻。我心里数落自己，嘁，我看你比《梁生宝买稻种》里的梁生宝还“土老冒”，服务小姐翻你眼窝活该。没奈何，拗不过服务小姐，只好交了160元我一个人住进了摆着两张床的房间。

　　还好，二天早晨一上班见到了省作协的领导。我生怕把领导办公室里的沙发压坏，半截屁股搭沙发挺直身板毕恭毕敬的把找领导的缘由说了说，领导说：不对啊，你实君的书稿我让人寄出去了啊。领导的话让我高兴的心肝打颤，姑奶奶啊，您还是公道，认可了我十年磨一剑的作品！您如果说我作品不够送中国作协审察标准，那我只有打道回府了。又心思坏了，中国作协说书稿没见到啊，是不是寄丢了？我脸上的皱纹像盛开的菊花觍着笑给领导说：我给中国作协创研部打过电话，他们说完成的打印稿只收到了省里一个李姓老诗人的诗稿，其它全是创作大纲。

　　省作协领导斜视着我身后墙角立着的大书橱，黑亮亮的眼睛若有所思转了一圈，面无表情地说：我没让寄书稿，只把审批表寄给中国作协了。你书稿那不是还在书橱里。

　　书稿还在！只是里面夹着的书稿刻录盘不见了。我接过被领导书橱里供着找回来的书稿，高兴的只想翻跟头，趁着领导这会儿英明，我见缝插针又拿出了一份来省城前从《中国作家网》上下载打印好的审批表说：领导是不是这样，您再给我这张送审表上盖个章，把您的意见签上，这回我拿上书稿上北京给中国作协送。看领导犹豫，为搏的领导的同情，我带着哭腔动听的给领导描述，我怎么用十多年的时间打磨出这部书稿。说：今天是七月二十八日，通过邮局哪怕是快递寄书稿，月底中国作协也肯定收不到，只能等下一年送，太凄惶了。

　　我欲哭无泪的表演兴许打动了领导心底那点柔肠，她想了好一阵终于在我呈给她的送审表上签了字盖了章。

　　三、

　　当天从省城赶回我居住的小城，贴着夜色，急哧忙慌挤上了往京城的火车，四五年没上京城，心跳的咚咚的，坐椅上好一会儿心情才平静。买票时没买到卧铺。其实，有卧铺我也不会买，不就是在火车上四十五小时近两天两夜坐吗，年近天命也跟火车耗上了，空调车还有椅子坐，比当警察那会儿顶烈日迎寒风骑着无遮无掩的摩托车抓捕罪犯，为破案“蹲坑守候”爬冰卧雪沐雨栉风强多了，别说在火车上悠打悠打坐两天，就是十天八夜咱也挺得住。

　　接下来的两天两夜里，发挥咱人民警察善于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的专长，在火车上和一帮子暑期探亲回家的大学生“龙门阵”摆得天广地长，两天两夜热闹的几乎没阖眼。北京西站分手时，虽说我火车上久坐腿脚肿的一摁一个坑，大学生们一声热乎乎的“老师再见”让我心里美滋滋。

　　火上了房似的急着往京城送书稿，我除了想赶在七月底结止送审日期前把书稿交到中国作协，还因为与弟弟电话过，知那几天弟弟在北京陪弟媳动颈椎手术，住在医院附近《中国青年报》社旁的记者之家，当哥的我心里笃定要沾沾弟弟的光，在京城同弟弟一个房间住宿。省城住招待所都按房间收费，京城肯定比省城更现代化，兄弟俩住一屋省了钱还正好有空间谈家常。我下了火车赶到医院见了弟弟和弟媳还有在北京上学的侄子，悠眯打顿没精神地与弟弟、侄子呑了晚饭，进记者之家再匆匆把两天两夜的汗臭冲了。我独占一床，弟弟和他北京上学放署假的儿子打通铺，我哪还有精神和弟弟摆家常，头一挨枕就睡着了。二天弟弟说我晚上的呼噜震天响。吵得他们爷俩难睡。

　　第二天，我醒来时天已大亮神思还迷迷瞪瞪，忆起弟弟和侄子己在我迷瞪中去了医院，床头柜摆有早餐，急冲冲洗漱了，三两口把豆浆喝进肚，拿着油条边吃边走出了记者之家，署期的北京大街，早八点就热气逼人，早晨的凉爽让大太阳早赶跑了。记者之家离东四十条地铁站不远，我一头下了地铁，一是避三十七、八度的高温，二我对北京还熟悉，也知中国作协在东土城路，。

　　地铁到站再倒公汽往东土城路，下了车中国作协还是找不到，东土城路好长一条，往哪边走是中国作协方向？热毒的阳光火辣辣的似乎带刺，刺的人还像吃了根朝天椒吧叽吧叽甩汗水。火炉般的阳光烤的街上的行人没几个，路长人稀我边走边问，问了三个路人才知中国作协朝哪走。哪知，崇敬迈进中国作协楼大厅，大厅守卫楼梯口保安的脸比旁边摆的那尊鲁迅先生的塑像还严肃，先出示身份证让他验看再在访客登记薄上登记。那会儿，我心情像沙漠里的行者见了绿州一样高兴，无心在意保安对咱盘查。再说奥运要召开，安保措施严密也在情理之中，咱当过警察知保安“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心理，见了陌生人盘问盘问履行个手续也应该，万一咱是恐怖分子呢。可我说要找创研部的人时，保安兜头一句答腔，又重复了我在家电话听到中国作协的人说没有见到我书稿时的心慌 ，保安说创研部的人全去郊外什么山庄评“茅盾”奖了。还说评奖时间怎么也得半月二十天。

　　我说：让我上二楼创研部找找看。面无表情的保安脸板的像脚下的黑色花岗岩地板，不理睬你。

　　刚被中国作协大楼凉丝丝的空调压下去的汗水，这会儿，忽忽的直冒，感觉汗水从脸上流下来，爽快的摔到了胸口的衬衫上，有些还犹豫着贴着颈项钻进了衣领。能不出虚汗吗？弟弟他们三两天就要回内蒙他们自已的家，弟弟一走，谁又给掏住宿费？分分钱难倒英雄汉，咱心虚哪。

　　再央求保安，说，“我上楼去看看，把书稿送到别的部门可不可以？保安一句“只有创研部收稿件，其它部门不收”，话语像北京大街等红灯变绿灯的汽车无情的一堵一大溜。

　　这保安太气人，把中国作协搞得衙门般戒备森严，还把咱当“本拉.登”般防范，压不住的无名火这会儿冲出了喉咙，我说：你一个保安有什么权力把坐了两天两夜火车千里迢迢赶过来送稿件的作者堵在门外？难倒这是保密机关军事要地？中国作协哪怕是座庙堂也得要人来烧香拜佛噻？何况中国作协是全中国搞文学创作者的娘家！怎么娘家人不让嫁到外地的娘家闺女进门？

　　多年的警察生涯让我这人嗓门大，又有意想让楼上作协的人听到我咋呼赶下来看热闹，万一楼上作协的官员被咱从大老远的西南赶到京城送稿的虔诚感动了，从庙堂上平身下来收稿呢。我嗓音更有意拔高了几度。果不其然，我和大厅保安戗戗间楼梯后面过来一自称姓张的人说可以把书稿交给他。还说他也是中国作协的。看这人尖嘴猴腮说话眼神带着不自信的飘忽，心想别是假李逵“李鬼”吧？手中经十多年磨砺的四十多万字书稿，啥手续没有给这人靠谱？瞅保安，泥胎似的只目视前方。眼珠不往我这边转，他正对我运着气才不管你把书稿交给啥子人呢。

　　我在信马由缰盘算书稿给不给这个姓张的人，在拿警察的眼光把人家当李鬼，谁知犯了好心当成驴肝肺错误，身边想拿走我书稿的这个姓张的，忽然指着从楼梯上下来的一个人说：那不是创研部的彭主任。我喜悦的心情像瓶里的啤酒泡沫顶开了瓶盖，赶紧走过去与彭主任寒暄，彭主任朝我点了点头时不时与擦身搭讪的人招呼，我也在大厅紧着挪步跟着彭主任屁股套近乎，知彭主任今天是来办公室拿什么东西再去郊外山庄评奖，见着彭主任是我赶巧，我心里直窃喜天无绝人之路，咱是谁？咱是福人自有福运。

　　我终于眼睁睁的看着彭主任把《哦，乌兰布和的“巴特尔”们》放进了中国作协大厅旁的收发室。

　　四、

　　中国作协出来，毒日头下的我灿烂的直想蹦高。

　　更自得我人穷智不穷，来前我就狡兔三穴多打印了一份书稿，把书稿又刻录了两张光盘，想分头送给京城出版社。好多年前看过一篇记载，说有个出版社出版长篇小说《红日》时，三个编辑怎么穷思积虑推出这部小说，“文革”时这部小说被打成大毒草，编辑小说的三个编辑为此受尽了凌辱，有的下场还很惨。那篇文章里还说，这个出版社出过许多让人难忘的书，我看着长大的《红岩》、《野火春风斗古城》、《红旗谱》等书全是这个出版社出的，我小时候逢“文革”，文化沙漠年代没得书看，这些被打成毒草的书，毒品一样不能看更不能有。为了看到这些小说，我穷尽了心思用零食、用书换过，甚至还去废品收购站偷过。为看这些毒草，挨过骂也挨过打，把眼睛还看成了近视。难忘的经历让我从心里对出过这么多让我魂牵梦萦书籍的出版社庙堂般神圣。

　　心里朝圣般的热乎劲比北京三十几度的“桑拿”天还热，顺长安街进东单口里我兴冲冲找到大门上挂着冠有中国的那个出过《红日》的出版社时，走路走的脚直疼。我独坐书斋有年头没进京了，北京摊大饼似的越来越大，京城路变得陌生了，路不熟又不舍得打“的”，出租车一公里两块，何必看着计价器记录里程的数字飞快的跳心疼的如割肉呢，为省钱我坐公共汽车先坐到要去的出版社大概方位，再一路走一路寻问。我还赶到了好时候，开奥运期间，北京中心大街上戴红袖标维护治安的大爷大妈，戴大盖帽的保安还有一身黑衣防弹背心上印着特警的警察多的撞眼，问路方便还热情的让人感动。

　　过去几十年我来来往往北京少说也有几十次，登京城里的出版社却是第一次。心忐忑，感觉出版社里的人没有大街上给我指路的执法的人随和，顺着出版社走廊我连敲开了三个办公室，终于让人指划着找到了编辑部一个女编辑，女编辑三十郞当岁，背对我在电脑上正忙，我刚讲出“我从西南来京城给咱们出版社送稿”，快言快语的女编辑一句脆生生的 “我们不收稿”像股风顶的我下句话卡在嗓门出不来下不去要把我人噎出门外。

　　还好，女编辑接着一句好听的京韵京腔的“对不起啊”让我缓上了这口气，只是这北京女人坐在对面墙角的电脑桌旁，只刚才侧了侧脸给了我 “对不起啊” 一句温柔再不屑理会了。看着女人的后脑勺我心里直运气，咱人再憨也明白，她让我看她好看的后脑勺是让我快出门再关门，别让走廊里的热气把屋里的冷气搅和了。

　　见蒸笼般热腾腾昏暗的走廊里不远处挂着办公室主任的牌子，觉得不把窝在心头这股上不上下不下的窝囊气吐出来心不甘，北京是首善之区，北京人更是善人，千里迢迢上门送书稿，请进的话语没有，让咱热心热脸对了个后脑勺，不凉不热一句 “对不起”就把咱打发了，像铁锅铲戗干锅底“吱吱”难听的刺耳朵。

　　办公室主任的办公室对着楼梯口，门也不像其它办公室静悄悄的关着，门与框留着寸把宽的缝隙，我推门见男主任和一个女同事说着什么，站门口我把刚才给那女编辑说的“我从西南来京城送稿”这句讲完，又指着走廊里走过来的方向加了句“那边编辑部的人说不收”。

　　办公室主任愣了愣，这刻儿似乎也和我犯一个毛病，我有气在心里上下折腾，他也有话在喉舌七上八下，主任与对面前的女同事碰了碰眼神，说，让我到离他们出版社不远的东单路口那个国家最大的出版社再试试。

　　无奈下楼，谁让咱有求与人呢，年代不同了，如果我书稿是“女”的，再赶上延安时代，不知会有多少人“凰求凤”。

　　我一边往东单走一边天马行空的胡思乱想。知道胡思乱想犯忌讳，可咱肚里有气啊。谁知进了国家最大出版社门见过编辑一个样生气，虽说生气，临出门时，我还是厚着脸皮要了张编辑的名片知与我过话的编辑姓熊。

　　编辑姓熊人可不“熊”，比勋爵公候还牛逼。与先那个出版社的女编辑一德性，坐电脑桌前只情衷电脑正眼不瞧你，当我看着又一个后脑勺说明了来意，熊编辑吝啬的送了五个音“书稿放下吧”。重复的场面，让我直怀疑出版社的人是不是个个惜字如金。写文章费话少说惜字如金应该，生活中的北京人平常过日子也寡言少语？不会啊，我儿子的外公外婆，是正蓝旗居住京城七代的八旗后裔，比这熊编辑的话多的海了去了，哪像熊编辑金口玉言只施舍了咱五个音便再不张口像西北的大雪山静默。岳父岳母在世时那地地道道的北京话在你耳边叨叨的像小广播。俩老人余音绕梁的北京话好听着呢。在大西北我工作过多年，早听出这个三十多岁的熊姓编辑也是咱西北那搭人，乡音残存的熊编辑来北京才几年？大西北再大我也能肯定熊编辑不是陕西就是甘肃人，错不了。

　　我一边瞎琢磨一边把书稿放在熊编辑电脑桌上，见桌上有熊编辑的名片，觍着脸要了一张，想回去拿名片吹牛，说我见过国家最大出版社的大编辑。

　　实在是纳闷，文学的庙堂是说文学这种表达人类思想方式、文学创作和作品还有那些创作出传世作品的“大家“像庙堂般神圣，并不是说文学出版社或里面的工作人员也成了庙堂和神仙拒人千里啊。

　　唉，咱也是要脸面的人，总不能在熊编辑的办公室里老站着啊，大热天你再红头胀脸也是热脸贴冷屁股让人家烦你，还候个什么劲，别丢人现眼了。赶紧着，走人吧。

　　出了出版社，脚一下子大疼开来，一天的奔波，天又热，坐火车来京城时列车员推销袜子五块钱十双，五角钱一双袜子图便宜也捡个方便想在京城一天穿一双，省得洗。哪想到，薄薄的袜子是化纤的，脚下的皮鞋，没有鞋垫，天热出汗袜子穿脚上与鞋底两不靠打滑，这一天又光走路了，北京的马路让我两只脚一个脚掌打了两血泡，一双脚添了四个大血泡。走在长安街上疼得我是一迈步一咧嘴。看着艳阳天下长安大街上那像洪流般湍急的车流，眼羡的我直思想有钱买得起车或坐得起出租车的人太幸福了。

　　这会儿，我太朌望那些庙堂里管意识形态的人，能看得到我这刻儿翘着脚板不敢让脚掌上的血泡着地，小脚女人般脚后跟走路的丑态。唉，丑就丑吧，谁让咱是一脚两血泡的“泡兵”还自命不凡地送“稻种” 给京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