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许多朋友们谈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诸多已被经典化的小说，总会听到类似的感叹：那个时候的小说真好写。这样的感叹大多是就作品的“文学性”而发的。《班主任》《伤痕》《李顺大造屋》《平凡的世界》，这些曾经并且至今脍炙人口的名作，无论从人物是否复杂还是从结构是否巧妙的标准考量，比起后来的很多小说都要单纯得多。那些作品的确只能代表新时期文学的青春时期，而非成熟年代。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好像站在宋诗的角度去反观初唐诗歌，也会感慨当年的诗好作。

　　但恰恰是这些青涩的作品缔造了中国当代文学最为辉煌的一个时代。今天再去回忆、重读那些几十年前的小说，读者会惊异于当时作家的写作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是如此紧密。这里说的“紧密”包含着两重意义。一是作品内容与现实的距离之近，几乎可以说是贴着社会的变化去写，那个年代的典型事件、典型命运和典型人物，都可以在小说中找到极其直接的表现。用巴尔扎克的话说，当时的作家多是“时代的书记官”。二则是作品在现实中的反响之强烈，足以让今天的大多数作家羡慕不已。在今天，我还常常听到上了年纪的非文化工作者回忆“当年特爱看小说”——随后往往跟上一句“现在也就看看养生了”。而在当年，《当代》《收获》《人民文学》等也都是人们生活中最常见的读物，发行量动辄几十、上百万册，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对于读者而言，看文学基本上等于看现实。

　　这样的盛况是怎样结束的呢？或者说，文学是怎样从中国人文化生活的核心逐渐“边缘化”的呢？放放马后炮，原因数不清。比如说，如今的娱乐方式越来越多，阅读的刺激性也就没那么强了。比如说，如今人的生活节奏太快，坐下来歇脚都成为奢侈，更别提坐下来看书了。再比如，在这个资本为王的时代，文学注定只能选择小作坊的生产模式，不可能纳入大工业的流程……然而除去这些客观的、外部的原因之外，文学也像一个孤僻而又清高的人，使自己越变越寂寞了。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文学思潮层出不穷，但许多思潮却促使文学表现的内容逐渐远离中国的现实。写作对于很多作家而言，也成了一项仅仅追求技术纯熟与精巧的“手艺活儿”。文学与现实无关，这无疑也是文学在现实中遇冷的原因之一，且是重要原因。

　　作为一个以文学为爱好、为职业的年轻人，我假如说还有一点文学理想的话，那就是和同道人、同代人共同努力，尽量让我们的写作与中国的现实对话，从而在一定意义上、一定质量上重构文学与现实的联系。即使文学不可能也没必要像那个特殊的年代一样“重要”，但也不应该成为圈子化的游戏。

　　当然，这样的重构对今天的作家而言，必定意味着巨大的困难。从写作题材上来说，今天的文学写作已经不太可能像当年那样简洁、直接地重塑现实。就像不少朋友常说的，翻开网站的社会新闻，你会看到比所有小说家的想象力都要震撼、强劲的事实正在生活中发生。事实上，当年的文学之所以受人关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取代了一部分新闻或者社会调查的功能，而现代媒体的发达，已经使文学失去了这块原本就不该属于它的阵地。从技术上说，诸多传统的写作范式也不再适合去表现今天人们的生活与命运，不为今天的读者所接受。更重要的是，作家的身份也从当年的“启蒙者”变成了今天诸多职业中的一种，每个中国人都被迫比当年更加深入也更加积极地体会现实、思考现实。满街电脑遍地人精，一句“谁比谁傻多少”完全可以摧毁作家自我酝酿出的那点儿可怜的自信。在现实格外离奇的今天，写好现实却比往日更难。但这些困难并不能成为作家抛却现实、孤芳自赏的理由，换一个角度来想，它反而为“现实主义”这个源远流长的文学流派提供了更加丰富和开阔的可能性。比之于纯然超脱、天马行空的写作，现实题材就像戴着镣铐跳舞，但真正的好舞者不都是在束缚中获得自由的？你起码不能无视地心引力，一蹦十几丈高那是吊钢丝。

　　当然，关于文学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最终还是要回到“价值观”这个词上。这也涉及到“文学为什么存在”这个古老的问题——或者说“文学在今天为什么存在”这个问题。文学可以解闷但不能仅限于解闷，可以宣泄但不能仅限于宣泄，可以教化但不能仅限于教化。而对简单的“是与非”和“好与坏”做出复杂的反思和具体的再次判断，这是文学的独特功能之一，也是文学对社会负有的不可推卸的责任。尤其当下，当恶意竞争、丛林法则和对权力、金钱的崇拜已经成为许多人的“人生真谛”时，当中国人为道德滑坡痛心疾首的同时，却将自己的道德底线一再击穿，文学的意义与必要性也就比过去更加显著。有了价值观的文学不只是反映现实的镜子，也是照亮生活的灯。在现实生活中，作家可以选择多种多样的活法，但在文学写作中，他必须和自己的惰性、势利、虚伪等斗争到底。令人欣慰与尊敬的是，许多优秀的作家已经这样进行着他们的写作，后来者应该延续着他们的道路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