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姓小伙卞润华即将赴美深造，这位复旦数学系的毕业生，选择的却是东亚研究，行前专程来京，一心想拜见王蒙——我帮他圆了这个梦。

　　那天，王蒙正在屋里整理书报，玄关、客厅到处堆得乱七八糟，几无插脚之地。

　　宾主勉强在客厅里落座，大概是乍见大人物，润华有点笨口拙舌，手足无措，王蒙主动问了他的姓名、毕业院校、专业，瞬间笑逐颜开：啊！你是学数学的，数学这玩意儿太美了！我打小就特迷数学，这话跟你说就见笑了，因为我只有初中学历，不过，我的的确确喜欢数学。一次在澳门，听台湾清华大学校长讲数学，我就下决心，多咱也做个与数学有关的报告，比如说，数学与人生、数学与文学。

　　润华立刻找着了话题，舌头也变得利索起来，于是，这一老一少，从数学悖论谈到人生悖论，从对称之美谈到和谐之美，从“零”谈到老子的“无”，从无穷大谈到终极关怀……

　　到美国留学，英文是前提。王蒙对润华说：我也喜欢英语，但小时候没有你们现在这种条件，我在初中学了点ABC，然后参加革命，没时间学，六七十年代，我到了新疆，实用主义，学会了讲维语，80年代，回到北京之后，才抓紧自学英语。我胆忒大，张口就讲。我女儿知道我底细，有次出门，她特地嘱咐：爸，你在外讲什么都可以，千万不要讲数学和英文。她怕我丢丑。一次到英国开会，我用英文致辞。我一个外孙听了，说：姥爷，您英语就小学水平。哈哈，小家伙在英国待过多年，他瞧不起我……

　　王蒙大笑，我和润华也不禁莞尔。

　　不管干哪一行，身体是最重要的本钱。王蒙问润华热爱哪种运动，润华回答：游泳。这下又搔着了王蒙的痒处，他讲从小就迷恋游泳，这是他那曾经留学德国，新中国成立后在北大与季羡林比邻而居的父亲，教会他的最好的一项运动。游了大半辈子，水平却不咋地，一次在北戴河下海，他小孙子在岸上看了，给他总结：爷爷，我琢磨半天，您这姿势应该叫“原地游”。怎么是原地，我不是从这头游到了那头吗？小孙子说：那是风吹的，顺带是海浪给推的，您自己原地没动。

　　润华笑得前仰后合，乐不可支。我一旁静听，暗暗佩服王蒙的本事，他在顷刻之间，就和晚辈小子打成一片，从互不相识变成零距离。谈话中间，王蒙不失时机地把话题转向我，我懂得这是领导的艺术，毕竟机会难得，也就老实不客气地抛出一些平常阅读中积累的疑难。

　　“您最早引起轰动的那篇小说，题目究竟是《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还是《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我问。王蒙答：“前一个是原稿写的，后一个是发表时刊物改的，以后的介绍或评论，常常把两个题目混用。”

　　“您稿子写好后，一般改几遍？”之所以这么问，是觉得他的一些文章有粗糙拉杂之嫌。王蒙说：“一般改两遍，具体章节，常常是反复改，直到满意为止。”

　　“您喜欢使用排山倒海层峦叠嶂信马由缰一泻千里的叙述，您是故意那般打造的吧？”说话时，我想到了他那篇《来劲》，如果出自我手——我相信自己也能写得出——刊物多半不予理睬。

　　“也不是故意，”他说，“我是苦于怎样说得更透，譬如说排比，我表达的不是一个意思，有同义词，也有反义词，通过错位、杂交、拼贴，烘托出各种复杂的背景、情绪。”

　　“您的一些短篇小说，如《海的梦》，在我看来，只要改动一下人称，把主人公由‘他’改成‘我’，就是一篇散文。”其实不光《海的梦》，他上世纪80年代的短篇小说，多数都给我这个印象。

　　“嗯，”他没有反对，接着说，“那篇《海的梦》，严文井看后很激动。”

　　王蒙很忙，他的写作量很大，光这两年，他送我的书就有《庄子的快活》《庄子的享受》《庄子的奔腾》《一辈子的活法》《天机中国》，最近又出版了70万字的长篇《这边风景》，他的日程安排得很紧，他说过两天要去香港，和白先勇在凤凰卫视有一个对话，然后去广州，紧跟着去佛山南海康有为的老家，再然后是杭州，杭州之后是武汉，武汉之后是新疆，他在那里生活过16年、他曾经劳动过6年的地方——伊犁，要给他搞一个“王蒙书屋”。说到劳动和书屋，王蒙来了精神，他讲：“在汉语里面，我最喜爱最天真地为之得意的一个词就叫做‘活儿’。说到底，咱们作家也是个匠人，是练活儿的。你得能拿出一手活儿来。拿不出活儿来，靠边吧，您。练出活儿，比掌了大权发了大财受了大恩德更高兴，因为咱们靠的不是运气，不是关系，不是背景，不是手段，而是手里出来的活儿！咱们是卖力气吃饭的，能练心情善，有活儿道路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