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种程度上，讲一个老少咸宜、起承转合的故事已经成为当下诸多写作者的奋斗目标，也是此时代青年写作者获得名利的捷径。但曹寇的追求与此背道而驰，曹寇不讲究戏剧化效果，不追求人物跌宕起伏的外部命运，不借助编造这样的命运以赚取读者的廉价的眼泪。很显然，曹寇对世界的理解不同于那些故事所表现的那样浅表，在他眼里，世界上每天发生的事件并不像故事讲述的那样齐整、条理分明。

　　我们身上的“桑丘”

　　从《屋顶上的一棵树》《越来越》《生活片》《十七年表》等小说集中可以发现，曹寇对生活、对文学、对人本身有着独异的理解。曹寇小说的所有题材和事件都不是新的，但读来却极具陌生化效果，《你知道一个叫王奎的人吗》中，王奎出现在每个人的谈话中，他像个影子，或者像个传说，他的名字出现在各个地方，采石场、路边的野店、出租车、大货车司机、火车站候车厅里。小说的结尾是一则报纸上的消息：一个民工在为雇主安纱窗，不小心从楼上掉了下来，名字还是叫王奎，33岁。曹寇以对一位青年的漂泊、流浪生活的追溯，书写了这些人物在这个时代的共同命运——“王奎”无处不在、具体可感，这是和曹寇们一同成长的沉默的兄弟。王奎最终消失不见，但他的际遇让人无法忘记。在这个时代，那个倒霉的人不叫王奎，便叫赵奎、张奎罢了。

　　小说中透露出来的精神气质表明，曹寇的写作跟一地鸡毛式的写实主义相去甚远。叙述人并不是沉湎于俗世而沾沾自喜者，他更接近“低姿态飞行”——他是普通人中的一员，但他比普通人更敏锐，他希望由具象的生存传达出人存在的普遍状态。

　　读曹寇的文字，常常让我想到奥威尔对文学的一个有趣看法。奥威尔说，“堂吉诃德——桑丘”组合是小说形式一直在表达的灵与肉的古老二元体，他认为每个人的身上都住着两个人，即高贵的傻瓜和卑贱的智者。遗憾的是，大部分作家都致力于书写那个堂吉诃德，也就是一个人身上官方的、堂而皇之的部分，而惯于对那个矮小、卑微、懒惰、无聊、庸俗的“桑丘”视而不见。

　　曹寇敏锐地洞悉了普通人身上住着的“桑丘”，这位小说家致力于书写人身上的灰色、懒惰、自私，他将它们诚实地描写出来，不带感情，不审判、不嘲笑、不卖弄，仿佛这些有如人身上的斑点、胎记一般，与生俱来，无可逃遁。他无意为“人”涂脂抹粉。他比当下许多写作者更诚实、更冷静、更深刻地认识到何为人：人不是英雄，不是神，不是鬼。每个人的善好有其来路，一个人的作恶也非必然。人有人的局限。人的瞬间美好不意味着人的永远高大，人偶然的作恶也不意味着人性永远丑陋，人不过就是人罢了。卓而不群的理解力意味着曹寇完全具有了成为优秀小说家的才能，事实上，他已然成为今天非常值得期待的新锐小说家。

　　意外事件与“灰色地带”

　　曹寇致力于揭示时代生活中最具体、最世俗、最庸常、最灰暗的一面。他的主人公通常是城市游荡者、无业者、下岗者、农民工、小职员、中小学教师、失婚者。写作对象潜藏在他的身体里，作家即是这些人中的一员。尽管曹寇笔下的人物都是低微者，但用当代文学中所谓的“底层文学”命名却是失效的。对象还是那些对象，人物还是那些人物，事件还是那些事件，但写作目的和阅读感受却完全不同。对于小说文本与现实之间的“互文”关系，曹寇拒绝道德阐释的写作姿态使当下文学批评中的某种通用价值判断体系逐渐面临挑战。

　　《市民邱女士》写的是城管人员的杀人事件。邱女士是谁？她是围观的市民，知道这件事情后她认为“城管太嚣张了，领导要好好管一管他们”。邱女士的看法代表了对城管杀人事件的庸常理解。小说虽以“市民邱女士”为题，但写的却是与“市民邱女士”认识中完全不同的生活，小说写的是年轻城管生活的平淡、懈怠、无聊，在这样的生活中，杀人极为偶然。这是一篇切入角度独特而刁钻的优秀的短篇小说，小说给人以强烈的现实感，事件以及事件本身在小说中呈现出的状态是实在的，每一个正在经历这个时代的人们都真切感受到了。叙述人和邱女士对世界的不同看法，导致了不同的故事：杀人者并不是邱女士们通常理解的飞扬跋扈者，邱女士们也根本没有道德至高点可以倚靠——曹寇在他的小说里拒绝总结那种道德经验。

　　《市民邱女士》完全可以把杀人视为“意外”，但小说的意义在于另有细节，这位年轻的城管在街上抢了老太太的菜摊又踢了两脚，他心里内疚，回家告诉了父母。“结果是死一般的寂静。他们没有骂我。寂静持续了很长时间，父亲借着上厕所的当口也装作洞彻世界的样子对我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你也要注意安全。’”——自私、薄凉、损人利己，这些价值观像水和空气一样在我们四周蔓延。曹寇意识到产生意外凶杀案的偶然性，还深刻意识到它的必然性。

　　《塘村概略》涉及的是当代人内心深处对暴力的狂热。面对一个疑似“拐子”， 扇她嘴巴子的是丢失孩子的祖母；踢她的是有些疯癫的被家庭虐待的老人骆昌宏；还有因为婚姻问题正郁闷、因为“我高兴”便出手的少妇……没有人认为自己那一脚是最重要的，也没有人认为自己将对这样的暴力负责，他们都认为自己的一脚是成千上万脚中的一下，不会致人死亡。小说中，曹寇对人性有深入的识别力：年长警察老王对年轻所长不屑；谨慎青年警员张亮对老王的曲意迎合；没上过大学的赵志明对大学生葛珊珊嗤之以鼻，而那些殴打葛珊珊的人也都各有人格缺陷。这些描写全部基于小说家对人的另一种维度的理解。

　　曹寇的小说让我们感受到世界是荒谬的、鬼魅的、无聊的，不仅因为人性本身，还因为这些人物所处的时代、环境。读曹寇的小说使人深刻意识到，人是时代政治的产物，每个人物都带有他们的时代标记。

　　非故事与非虚构

　　曹寇《屋顶长的一棵树》中收录了“非小说十则”，新作《生活片》中则更多是简明的生活片段。村子里一位老人去世后大办丧事，演出中既有烟火生气，又有鬼魂共舞的感觉，像是一场摇滚演出；被我视为爱人的聋哑姑娘；一位叫棉花的女网友的交流；热衷于教研员而不想调换工作的张老师……他们热衷于比照生活书写，廖廖数语，刻画一个人的状貌际遇，勾勒一种情境，一种现实，而非一个故事。

　　这样的写作让人想到电影创作领域的纪录片，以及使用DV拍摄的手法。《水城弟兄》取材自广为流传的真实发生的故事“七兄弟千里追凶”。作品呈现的不仅仅是偏僻之地的弟兄们为他们死去的兄弟追讨凶手的故事本身，也呈现了凶手及受害人所居住的山村环境，那里的“穷山恶水”，那里的贫苦、荒芜、寂寥。在当代中国，“非虚构”突然出现缘于写作者强烈“回到现场”的写作愿望，但当下流行的“非虚构作品”与曹寇的“非虚构”具有差异：前者显然追求一种对现实的介入，其中有某种强烈的济世情怀；后者的写作之所以令人印象深刻，在于他们对小城镇生活的忠实记录，没有济世、没有启蒙，他们追求的是极简、深刻、零度写作。

　　但曹寇追求艺术性，这与他身上所保有的先锋文学传承而来的文学形式与语言的探索精神有关。因为这样的追求，现实在曹寇笔下别有“诗意”：曹寇写塘村时带着某种幽默和温柔的反讽，他的笔力深刻而舒展。借助这样的写作，现实与文本在这些作品中呈现了某种奇特的关系——文本为现实提供了某种镜像，它是现实的一种反映，但这种反映并不是直接的，并不是一比一的关系，场景和人物都体现了写作者本人的视角。

　　这是躲避了“文学惯例”的写作，这种写作不依赖于强烈的戏剧冲突，而是致力于还原生活的本相，还原一个人眼里的世界、一个人眼里的生活。它固然是基于个人经验的写作，但并不是只关注个人生活的写作。这是一种经由个人感受而切入现实的写作，它客观真切地呈现了“我”眼中的世界，毫无保留。但这种呈现同时也是有限度的和主观的，叙述者并不隐藏这些。不过，这不是新写实主义，他们显然并不认同这样的生活。这是在叙事者隐形态度观照之下的写作，他们以此消除对生活的平庸模仿。

　　“它既不是对世界原封不动的模仿，也不是乌托邦的幻想。它既不想解释世界，也不想改变世界。它暗示世界的缺陷并呼吁超越这个世界。”《无边的现实主义》中对卡夫卡与现实世界关系的分析某种程度上也可用在作为小说家的曹寇面对世界的态度上。也许人们会将这样的写作归于朱文等新生代作家的影响，但这一代作家与新生代的不同在于，生活在他们这里说不上是被厌弃的，他们也缺少愤怒青年的激情。他们无意成为文化精英，他们似乎更愿意承认作为个人的灰暗和卑微，曹寇在采访里多次自认是“粗鄙之人”，表明了他对叙述身份的想象。

　　作家是民族独特记忆的生产者。每一代作家，每一位作家都在寻找他们面对世界的角度和方式。毫无疑问，历史、革命等宏大话语在曹寇的小说中看不到，事实上，在上世纪70年代作家那里也几乎是匮乏的，这是由成长语境决定的，这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迅速成长的一群人，在他们的生命经验中，宏大话语早已远去，留下的是生活本身，是现实本身。他们所做的、所能做的，就是写出他们看到的生活、他们看到的现实。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作品必然是“历史意识稀薄”的作品，也并不意味着这是主体性匮乏和令人失望的作品——如果读者的历史观念不是断裂而是完整的，他将会意识到，曹寇的书写中包含了近20年来我们时代、社会和人的困境与精神疑难。

　　今天，如果我们追问一位青年作家对于当代中国及当代文学的贡献，首先应该追问的是，在这位作家的文本中，是否潜藏有中国发生了什么、正在发生什么以及我们遇到的精神困境是什么的表述。不得不承认，在当下中国，人们内心中那些恐惧、痛楚、无聊、疤痕被深深铭刻进了曹寇的文字里。一方面是直接、赤裸、粗糙、众声交杂的客观现实，另一方面是叙述主体对这种现实的反感、疏离和试图挣脱，两种相异的元素相互抵抗、相互照映，同构了曹寇笔下作为生活本身的庸常和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