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周恩来的四个昼夜》与其他重大历史题材影片不同的是，该片中的总理面对的是新中国一段辛酸、沉重的历史。上世纪60年代初那场众所周知的灾难把人民大众推向了生存困境。此时此刻，几辆老旧的吉普车，卷起浓浓的灰尘，开进了处于困境中的老区——河北省武安县伯延公社。周总理四个不眠之夜就此开始。

　　创作者选择这个题材是需要勇气的。影片中的周总理不再以指挥者、领导者的身份出现，总理是去这个农村调查研究的。他心里明白，给人民大众造成这场灾难，党和政府是有责任的。他是带着愧疚心理，带着一定要摸清灾情真相，找出其中症结和解决办法的责任心进村的。创作者让总理以较低的姿态“出场”，以难得的历史现实主义的描写拉近了人民大众与总理的距离。

　　影片中的总理是一个勇于担责的形象。他一进村，面对百姓就说：我这个总理没当好，让你们吃苦了。同时，他又是一个亲民者形象。他不唱高调，在这个特殊的时刻，生存是第一位的。他最关注的是人民的吃喝拉撒，引导、鼓励大家说真话。他看着野菜团子和被饥饿的村民吃光了树叶的秃秃的树枝，那种沉重而辛酸的样子，让人体会到了他与人民休戚与共的感情。人格的构建总是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完成的。影片以坚实的细节表现了总理始终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来处理问题的细腻感情。他不忍心吃老奶奶特地为他做的面条，转而一想：我不吃，老奶奶心里永远会有一个疙瘩，遂大口将其吞下。为减轻张二廷的负担，他想收养他的一个孩子，被婉拒后，他设身处地地说：如果换成我，能否承受骨肉分离之痛呢？ 总理毕竟是总理，他之慧眼最终落在当时危及老百姓生存的公共食堂上，勇敢地向最高领导人毛主席表达了自己的明确态度，促成毛主席下决心撤销了这个大跃进中诞生的大锅饭“怪物”。周总理此行的历史意义即在此。编导者至此成功地在银幕上完成了一个亲民、负责、在大事面前勇于担当、敢于建言的大写的总理形象。这一形象闪现的思想与人格光辉，让后人永远高山仰止。

　　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中，对于普通群众的塑造始终是个难题，该片却把它做成了亮点。创作者没有遮掩历史真实。这个村的群众实际上正在饥饿线上挣扎。然而，他们的眼神中没有绝望，有的是相濡以沫的温暖，有的是对党和政府、对总理的信任、体谅与眷恋。他们的坚韧、淳朴、善良体现了老区人民最为宝贵的性格。笔者认为影片中最让人难忘的是郭凤林书记与他父亲郭百岁的形象。郭凤林出场时是令人生厌的，他为了向总理隐瞒饥饿真相，不惜于说谎话，不惜于把包括父亲在内的一些人关起来。编导的功力在于，通过对他心理逻辑的层层揭示，让我们看到并相信这个汉子内心的真诚与憨厚；他那善意的欺骗是错误的，但其出发点却是为了不给毛主席添堵，不给周总理添堵，“我们的困难，自己能够克服”。而他的父亲郭百岁，则是一位与党与总理心贴心的老人，他相信党，相信总理，相信他们要听真话。他愤怒于儿子的欺骗，痛打责骂儿子，让总理批评他，又怕总理真的撤了儿子的职。影片中的老区群众形象如此鲜活生动，显示了创作者对生活的熟悉与对人民的理解。

　　《周恩来的四个昼夜》的成功与影片在艺术上的精益求精密切相关。编导者从题材出发，选择了纪实风格。在结构上借助于一位不出场的摄影师的旁白，通过他拍摄的一张张照片串联情节，强化了现场感与真实感。影片在叙事上沉稳、从容，在处理感情上引而不发，在细节选择上独具匠心。书记的“善意谎言”与总理的一定要“探寻真相”，构成了影片的冲突与悬念，形成了叙事上的内在张力。除了主题的以小见大、深度挖掘，该片在重大革命题材影片如何处理好史实与虚构、写人与写事、历史感与现实感等方面，都给影视创作以有益的启示；同时，总理的无私形象对目前干部队伍中的不正之风则是一种有力的警示与鞭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