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届(京交会)“故事驱动中国”大会上，著名作家刘震云发表题为“讲故事的艺术”演讲。刘震云在会上表示，中国电影最缺的不是故事，而是哲学。
　　文学是干什么用的？刘震云认为，大家可以说它是讲故事用的，但是自己的文学主要不是讲故事，而是一种思考，“大家读过刘震云的作品，每一个作品都是思考的生活中不存在的一个哲学道理，比如说像《一地鸡毛》，它是在讲大和小的概念。《我不是潘金莲》讲的是一个芝麻怎么变成了西瓜，一个蚂蚁怎么变成了大象的故事。《一九四二》，思考的是这个民族对待苦难的态度。”
　　谈到自己的编剧身份，刘震云说，“我不是个著名的编剧，我小说写得还好，但是我为数不多的几个剧本写得非常差。我觉得最差是因为我把剧本当成小说写了。”他以《一九四二》为例，“电影拍摄期间最大的苦恼是剧本里老是出现八个字，前不见头后不见尾，要不中国的军队是前不见头，后不见尾，要不是日本的军队前不见头、后不见尾，这个前不见头、后不见尾要花很多钱！制片主任不敢见我，一见我就疯了。另外剧本写得太长了，拍出来的素材能剪十个小时。但是影院里要求冯这样的大牌导演也不可以超过两个半小时。”
　　他说自己最喜欢的电影是《教父》，他认为这部电影的好处不在于这个电影的题材是暴力的题材，而在于里边有一个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么暴力的电影，故事的驱动力和发动机是什么，我觉得导演是个哲学家，它是一个特别恨的电影，驱动力和发动机却是爱，每一次杀人，每一次黑帮的火拼包括自己家族内部人的突然的暴亡没有一个是因为仇恨而是因为爱。”
　　一个故事能不能跨越国界，刘震云认为，可以，“很简单，感人的故事、人性的故事。民族和民族间确实有很多差异，但是在最根本的问题上，比如讲爱和恨的问题上，肯定所有人都是一致的。看电影《一次别离》，我们就发现伊朗的人跟保定的人没有任何区别，因为一次离婚在德黑兰发生的事跟北京、石家庄、济南没有任何的区别。”
　　刘震云还说，人人都说电影从文学吸取营养，其实文学也从电影得到很多，“电影院像餐馆一样希望客人早吃完早走和翻台，一般的电影要在120分钟里把人物和故事背后的见识讲出来，和20万字讲出来是非常不一样的。它就要求它的对话要非常的精粹，如果把这一点搁到自己的小说创作里，小说的质量会极大地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