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后”被诟病的首当其冲的理由是沉湎日常生活,缺乏历史深度。面对这种理直气壮的质问,乔叶用长篇小说《认罪书》(《人民文学》2013年第5期)做出了自己的尝试。
这部作品隐藏了一位女作家向历史迂回进军的雄心。克罗齐有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乔叶她回避对于历史的“正面强攻”,选择了一种旁敲侧击的切入方式:从历史对当下的影响着手,然后逆流而上,回溯历史深处的隐蔽轨迹。故事千回百转、一唱三叹,由当下最庸俗的故事抵达历史的精神河床。
作者为叙事人选择了一个安全的身份——“编辑”,并以日记来呈现故事主体。我们一向信赖日记。金金这位1980年出生的女子用她短短的一生见证了当代中国的变化,更通过嫁入梁家成为梅梅的化身,穿越进入“文革”。
金金出身于一个奇怪的家庭——她母亲在父亲去世后为了维持生计、养活儿子,只能利用自己的身体,结果生出第二个孩子来;为了养活两个孩子再次利用自己的身体,结果生出第三个孩子来……而金金的父亲是隔壁的哑巴,是一个无法用语言表达自己的人。耻辱的存在使金金从小就以霸道抵御外界的伤害,她带着仇恨和邪恶上路,道德对她几近透明。对她而言,人生最重要的是摆脱乡村、摆脱这个家、摆脱耻辱。而她对乡村的摆脱过程却将她卷入了历史的漩涡。
到郑州之后,她在梅梅酒店打工,碰到了梁知(良知),在认识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终于发展为情人。金金爱上了梁知,并为牢固这种婚外情,处心积虑怀上了孩子。故事至此完全是一个庸俗的当代流行的婚外恋故事。
直到金金通过泼辣的手腕进入梁家,引诱梁新(良心)成功结婚之后,梅梅的幽灵慢慢浮出水面。金金长得跟梅梅太像,简直随魂附体,她每见到一个熟人都会引起感叹。于是梅梅的故事就像一个长满杂草的垃圾堆,被金金一点一点将杂草拔去,却发现原来是个废弃的古堡,里边还住着冤魂。
梅梅的悲剧整整牵涉了三代人:外祖父、母亲和她自己。而外祖父梅校长和母亲梅好(美好)经历的惨状,相当有力地揭示了“文革”的残酷和荒谬。关于梅好和梅梅母女的故事,金金是通过事后回访相关当事人来呈现的,所以每个人都以大势如此、情有可原为自己辩护。立场的不同使彼此的话语均留有较大的缝隙,呈现的差异让我们得以窥探真相,正是这些蛛丝马迹让历史借尸还魂。最撼动人心的是平素恩爱的丈夫梁文道(闻道)是默默地看着妻子(疯掉的美好)走进河中,他并没有施以援手,也可以反过来说他就是帮凶。母亲的悲剧不仅遗传给了梅梅,而且灾难更加深重。也即是说,母亲的悲剧如果解释为特殊时代的个案,则梅梅的悲剧随时可能上演:后娘的心计,无血缘关系的兄长的“爱情”,权力的淫威,家族的颜面,同性朋友的情谊,流俗风习都可以成为杀人的合力。梅梅与其说死于某个具体的事件,不如说死于绝望,死于对人心真相的洞悉。
金金本身是哑巴(丧失话语权)这个巨大的沉默的产物。她和梁知的不合法情欲却让梁新来承担后果。女儿梁安的白血病,使梁新知道真相后用车祸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而梁知此时却丧失了性能力,无法挽救女儿的新生命。巨大的宿命感让他选择了自杀。金金最后也死于癌症。
无疑,乔叶对这个长篇是颇费心思的,她首先用编辑的身份对故事进行抽离,接着用日记的方式让读者与故事亲近。在故事的主体部分,金金不仅是本文的主人公,也是复原梅梅生命的“福尔摩斯”。金金这位神探的生命故事部分与梅梅重叠。这当下的曲折故事当然是从历史中衍生而来的。悲剧之根植于历史的沃土中,罪孽绵绵不断。
《认罪书》延伸了《狂人日记》的精神:金金乃至我们每个人都是被吃者、看客、帮凶(帮忙或者帮闲),同时也是吃人者,所以我们得“认罪”。唯有“救救孩子”(梅梅的儿子未未)!实质上孩子的救赎也是虚妄的,未未并不是爱的结晶,血缘的不纯必定会给他打上烙印。这个名字包含着梅梅的愿望,但他的父亲钟潮不仅在“文革”期间伤害了祖母,使梅好发疯致死,而且诱奸了梅梅。
这一连串的非正常死亡的确引起了我们对历史的联想,就文本本身而言,作家擅长的依然是对人性的忧思。作者依赖当下,开篇就执迷于对金金与梁知婚外情的浓墨重彩的叙述中。恰恰是在金金与梁知、梁新兄弟之间的情感瓜葛叙述中,经不起推敲的细节影响了读者对叙事的信任。金金性格的主导面并不清晰。
乔叶在命名上利用了汉语的谐音,在阅读梁知高度省略性和跳跃性的日记时,几乎将与心相关的文字和词汇全部用上了,这的确显示了叙事的良苦用心。在对心这一偏旁的造字的穷尽过程中,作家肯定从汉字最初形成的神秘中得到某种灵感和惊奇。由此我们依然不得不将这部准备攻克历史堡垒的小说解读为对“良心”的叩问。
《认罪书》后边紧挨着的是鲁敏的短篇《小流放》:因中考而搬到学校附近小出租屋的一家子的临时生活。文本显示了“70后”对当下的敏感和重大题材的驾轻就熟。作家不只书写了中考对三口之家的压力,也呈现了某种意外的解放、促狭和隐秘的欢喜。这是女作家对人性幽微体验的升华。
鲁敏和乔叶是“70后”的勤奋代表,努力的同时一定要警惕语言上的圆熟,绝不能将小说变成炫耀语言才华的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