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见的风是轻柔的那种,呈流线形的。它们的颜色,有乳白,有浅绿,有深灰,甚至是大红,质地却十分通透、净洁。它们有时是独个儿,有时是缠结一起,彩带一般,不定时地飘过来、滑过去,然后毫无声息地渐行渐远。之后,我甚至闻到香味,那味儿是野草的青涩、桂花的浓郁、芙蓉的淡雅、竹叶的糯香、芭蕉的甜蜜……
这是属于我的风。
怎么会是这样的呢?
我常常这样想。似乎已经明白,但又似乎总想不明白。
那是山里的旧事了。
10多年前,我在中越边境的一片山林里砌了一间简陋的瓦屋。允我与之为邻的是一位孤寡老人。从此,我每月必腾出一个周末,到山里闲居几日。不知不觉,我们度过了9年的时光。
在第9个年头的年末,我到京城学习了4个月。回来时,已是来年的春日。在南方,一些耐不住寒冬的树已经悄悄地爆出春芽,吐绿了。花了一两个月处理完搁下的事务,我急冲冲就往山里去。到了那儿才知道,老人已经在3个月前下山了。就在我外出的那几个月,他连续两次得了重病。而周围无一近邻,镇上的侄儿为防不测,强行把他带下山,安置在镇上一个窄小的老房子里。
那时他年将八十,骨瘦嶙峋,背驼如弓。
我在老房子里看到了老人。放下行李,我就独自上山。3公里的路程,不远。在路边一处豁口,下坡,走过独木桥,上坡,就见到我们两间门对着门的小屋子。这9年间,我们就在这里过着一种纯粹的乡间日子:白天,老人扫地,砍柴火,闲时挖山薯,摘野菜,我则读书或睡懒觉;入夜,鸡入窝了,老人就喂鸡、煮饭,我就在我的屋门前炒菜。饭熟菜香时,天正好黑了,我们就点上油灯,喝酒、闲聊。周边山林,再没有别的人家。路过的人,透过果林,远远的就可以看见我们那一丁点孤零零的灯光,听得见老人养的那几只机敏的狗对各种动静发出的狂吠……
但如今人都不在了。
一路进去,路边的果树,枝桠凌乱,不时打在头上;地面落叶纷乱,略有腐味;野草到处蔓生,那些嫩嫩的叶子,毫无管束,几乎将路面覆盖。我们两个房间的门口,已长出了一尺多高的野草。
我不忍目睹,退了出来。
几个月后,我公差路过此地,我抽空又独自去了一次。这一次,野草已经完全覆盖了路面。我的房子,还有老人的房子,门前全都长满了一人多高的杂草。那些草,密实得几乎将房子遮挡,人根本就无法进去。我只能站在树根下,在它们之间,这间看看,那间望望。往日里,老人养的那些鸡呀狗呀,就在我们两个房间的空地里,窜来跳去,或在树荫下打盹儿、歇息,如此景象,只能留在记忆里了。
从此我就开始纠结。
我纠结的是那些杂草。
我们居住时,被踩过的路以及门前的空地为何寸草不生呢?
也许,这就是平常所言的“人气”。
李渔在《闲情偶寄》里提及:“衣贵夏凉冬燠,房舍亦然……登贵人之堂,令人不寒而栗,虽势使之然,亦廖廊有以致之。”贵人房屋虽高大,却有不御之寒,是为“廖廊”——空间过大而人气不足之故。清朝大臣曾国藩告诫子弟,居不可太大,合适即可。三口之家居七(间),乃穷居;居九(间)者,即为绝居了。
9年间,我山里的那间房子,门前一直是整洁的,几无杂草,这肯定是人气造成。而我每月才来两三日,人气显然不足,这必然是老人的人气所致。
但我还是纠结。
我的房子与老人的房子,虽遥遥相对,只隔20来米,但中间种有一片砂仁,密密麻麻,无法径直走过,而要绕一个圈才能彼此到达。无异,老人无需天天到达我的房子的,那么,我的门前9年里不长杂草,又是何故?
风,是风的作用。
老人没事就喜欢巡山。山是他的依靠。每天这里走走、那里看看,就知道哪有山薯,哪有野菜。他的衣袖,他的裤管,随着他手脚的摆动,便拂动起来;他体内的热气,也就从衣袖和裤管里漏了出来。山里风多。山是风的巢。风一吹,热气向四处飘散,四处便有了人气。每一阵风,就像每一只手,将我们必经之地的杂草,一捋一捋地拔了去,地面就光洁了。尽管老人无法到达每一处,但风能到达。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风啊。老人终身未娶,无后无嗣,孤独了一生,困苦了一生,无助了一生,坚韧了一生,那些风,包裹着他身上的人生气味,涩的、苦的,全都化作了杀虫灭草、祛湿驱邪的药物,刮到哪儿,草便灭绝了气根,路边光洁。
所以,我看见了风。
那是一种深灰色的风。
还有那些桂花、芙蓉、满天星,那是我从城里带过来的,就种在我的门前。那些芭蕉、竹子、沙梨、芒果,那是老人为了维持生计所种的水果。它们都应该带有我们的体温吧,应该沾有我们的人气吧。风一吹,便带着它们的香气四处弥漫,四处便有了生气。
所以,我闻到了风的香味。那是一种浅绿色的风。
此后,我敏感于风,钟情于风,敬畏于风。当我揣摩风的来处、风的弱小、风的色彩时,我总会想起乡下的老人和我山里房子门前那片已经长草的空地。再后来,我又发现风里其实还有很多的颜色。
我最诧异于风里的红色。传统里的红色,是喜庆的象征,热烈、庄严、隆重,令人振奋。但我总觉得红色应该还暗含着什么。像鲜血一样的颜色,让人自然想到血腥和死亡。
一个叫陈寅恪的老人,就与红色的风有关。
作为一位中西驰名的国学大师,其著述丰厚、门徒无数,一直处于众星捧月、备受赞誉的热闹之中,可谓人生得意、风光无限。当年,陶铸到中南局执政,出于对陈寅恪学行的尊重,特意在陈寅恪住的中山大学东南区1号的院子里修了一白色甬道,以便陈寅恪夫妇散步。知道陈寅恪喜欢听戏,陶铸还配了一部收音机给陈寅恪。
可以想象,那时的陈府,谈笑有鸿儒,来往无白丁,人气何等的兴旺。想必门槛都要被踏破了,野草哪有生长的机会!
但“文革”难起,陈寅恪的日子便一落千丈。
最先,红卫兵赶走了陈寅恪的得力助手以及专职照顾陈寅恪身体的公派护士三人。然后又把他们赶出了院子,拉去批斗。其时,寅恪已经腿残目盲,生活无法自理,一切需人扶持,而子女都不在身边。最后无奈自费请到一名护士看顾。但工资停发,存款冻结,陈寅恪夫妇窘迫得根本无法支付护士工资,最后不得已以家具作为补偿。最让陈寅恪寒心的,平时那些受惠于他的人,竟丧尽良知地污蔑他。背叛与出卖,成了陈寅恪无法承受之痛。
4年之后,年过八十的陈寅恪因心力衰竭和肠梗阻逝世。《广州日报》刊登此消息时,已经过了11天。此时的陈寅恪,已经到了“人微言轻”的地步。
那时的陈家,根本无人气可言了。门前不仅杂草丛生,门可罗雀,且屋里屋外,更是寒气逼人。正如他生前给妻子唐筼写的一副对联那样:“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但自陈寅恪去世之后至今的40多年间,人世没有中断过对大师的怀念和呼唤。人们对他的尊重和敬畏,是源于他的人格精神。当年日寇占领香港时,陈寅恪一家正居于香港。因他会说日语,故日军对其十分客气。据说日军曾送面粉给陈家,但陈寅恪夫妇不接受。新中国成立不久,负责组建中国科学院的郭沫若有意请陈寅恪出任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并派陈寅恪的学生请他赴京。但陈寅恪只专注学问,不喜为官,故婉拒。要是此事放在今天,情形未见得是这样的了。故而,此事成为当年学界的美谈。
这是一个学人的脊梁。其一生崇尚气节,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以恢弘书生本色,为世人敬仰。所以,正因为他脊梁挺直坚硬,他的人气至今没有中断过。一年四季,风不停地将他体内的节气、骨气、傲气吹向四方,让后人得以惠泽,得以浸润,得以洗涤。
因为残存着血腥和不幸,这样的风呈现了鲜红的色彩。但鲜红的颜色更容易让人记忆。
而世界上,刮起这样的风却是大有人在。
“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是最孤独的人。”易卜生如此评价让-雅克·卢梭。
卢梭一生都是在孤独中前行。青少年时期一直流浪,30多岁成名之后,就因为一直对社会罪恶不依不饶的猛烈抨击,不免招致黑暗势力的围剿追杀;他不同凡俗的见解引起思想界同道和朋友的拒斥乃至妒忌,置他于精神上完全孤立的境地。他不得不隐居,靠抄写乐谱挣钱为生。但人们并没有放过他。他在路上行走,贵族的马车会故意向他冲去,把他撞倒或溅他一身污泥。有一天傍晚,他形单影只地在街道上行走,突然,一辆华丽的四轮马车向他飞奔而来,跟随在车身旁的主人的狗,见他衣衫褴褛,竟仗着人势迎面向他猛冲,他躲闪不及,扑倒在地,头颅被磕在铺路石上,昏死过去。
他在《对话录》的祷辞里如此哀叹:“我是一个不幸的陌生人,孤独而得不到别人的帮助,并且被人嘲笑、讥讽、贬损。在以往的15年中,遭受了比死还难受的屈辱,贬损着我的尊严……”
1778年,是卢梭活在世上的最后一年。但这一年,却出现了两种鲜明的生活对比:思想家伏尔泰凯旋般回到巴黎,公众对他的迎接盛况空前;他的戏正在巴黎剧院热闹地演出,舞台竖起了他的大理石半身塑像……而在巴黎郊外埃美农维尔的杨树岛,在1778年7月2日的这一天清早,卢梭采集标本回来,感到身体不适,刚想靠近窗口,原想望着远处的风景小憩一下,就突然一倒,离开人世了。
事后医生检查,是脑溢血。
伏尔泰是先于卢梭几个月去世的。同为思想家,伏尔泰在后世的影响却远远比不上卢梭。思想家的生命,伏尔泰是以其死亡为结束,而卢梭则是以其死亡为开始。所以歌德说,伏尔泰结束了一个时代,而卢梭开始了一个时代。
卢梭之所以是一个时代的开始,是因为在一个人与一个社会的对抗中,最终是一个人赢了。
“结束”和“开始”,是一种价值和分量的对比。这正所谓“有的人死了,却还活着”。
卢梭是以孤独傲世。在他的坟墓的周围,也许到处长满了野草,但在200多年间,那种曲线形的风,从未间断过流动。这样的风也应该是红色的,带着血腥,带着庄严和尊严。风将他的《忏悔录》《对话录》《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遐想》一页页打开,让巴黎的阳光照射着,很快,风穿山越岭,世界各地便都弥漫着一缕缕时浓时淡的墨香和书香。
有风的时光真好。在山里,风让我知道人气的作用是如此神奇;在先哲那里,风让我明白,独立的气节是如此的强大。
但这样的风,在今天真的不易看到了呢。(严风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