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曾为欧美读者用英语写过一本《苏东坡传》，后有张振玉中译，是部有名的书。凡熟悉林语堂的读者和研究者，都知道这部书与其说是为苏东坡立传，毋宁说是作者自身的写照，是借古人的事迹，写自己的胸臆。了解这一点很重要，否则就难以理解传主以及其他人物何以与史家之论颇不一致乃至背离。

　　宋代是个充斥着朋党之争的朝代，苏东坡、司马光和王安石之间，尽管在私人关系上并不交恶，但在政见上，是针锋相对的敌党。王安石在苏东坡的仕宦生涯中至关重要，所以写苏轼的传记必然涉及王安石，也必然涉及王安石的变法。那么，林语堂是怎样描述、评价这位历史人物的呢？

　　关于王安石的为人，林语堂总的看法是：“徒有基督救世之心，而无圆通机智处人治事之术，……是一个不实际的理想主义者。”尤其在理财的能力上，说他是个“急躁自信的财政经济的鬼才”。评价似乎还比较客观。而于其“变法”，则全面否定；更为激烈的，是对王安石的＊＊主义的谴责与抨击。

　　林语堂在其《苏东坡传》的开端，即严正地指责王安石的变法是导致北宋国力耗竭的罪魁：“宋朝国力之削弱，始自实行新法以防‘私人资本之剥削’，借此以谋‘人民’之利益，而由一个狂妄自信的大臣任其事，对国运为害之烈，再没有如庸妄之辈大权在握，独断独行时之甚的了。”又说，“王安石变法使社会衰乱，朝纲败坏”。接着，他驳斥梁启超等提出的王安石变法的观念“基本上符合现代的社会主义”的说法，认为王推行的是“国家资本主义”，举出的“事实是，王安石使国家的垄断，取私人的垄断而代之，弄得小生意人失业，农人在无力支付强迫的青苗贷款和利息之下，卖妻儿而逃亡，为他担保的邻居，或与之共同逃亡，或把财产典卖。县镇监狱有人满之患，每一县政府都有查封的抵押品和没收的财产，法厅也讼案充斥。”而对于这样的惨状，王安石还“巧为掩饰，使神宗不明真相。坚称他的土地政策颇获农民支持，将一个极权政治渲染成民主政治，那种巧立名目，令人觉得犹如今日一样”。作者至此，已将笔锋转向他那个时代，借议论变法侧击现实了。

　　极权政治，这是林语堂最不能容忍的＊＊主义之极端。所以，对于王安石的钳制御史、排斥异己、安插党人的行为，也就深恶而痛绝之。他剖析说：“这个新政权若不把御史台(相当于现代的报章杂志界)控制住，而以甘心效忠的同党手下人填满，这个新政权也是无法发挥效能的。王安石也觉得有控制学者文人的思想观念之必要。他以前像王莽，往后则像希特勒，因为他一遇到别人反对，则暴跳如雷；现代的精神病学家，大概会把他列为患有妄想狂的人。”而且还引用了当时王安石的反对派对王的评论，如“视民间清流为俗流，视异己者为＊＊”，以及司马光的话作为佐证：“安石以为贤则贤，以为愚则愚。以为是则是，以为非则非。谄附安石者，谓之忠良；攻难安石者，谓之谗慝。”(司马光《上皇帝书》)也因此，对王安石的《三经新义》作出了与前人截然不同的评价，并予以彻底的否定。这是因为此著反映了王安石“自命为经典的唯一解释人”，在林看来，王“还不足以把郑康成、马融、陆德明等鸿儒取而代之”，可是现在他却以其《三经新义》“使之成为思想的官定标准”。这自当使主张思想自由的林语堂极度反感，因而愤怒地斥责道：“这种行为，既是官权的滥用，又是对学术的污辱。”因此是“不可饶恕的”。至于这部《新义》，如仅从学术的视角论，则“新思想创见多，而学术根基浅”；林的最后结论是“糟不可言，他死之后就完全为人所遗忘”。

　　总之，在林语堂的心目中，王安石并不是什么“伟大的革新家”，而是极权主义的倡导者和推行者，＊＊主义思想的代表。因此，在论述到王安石与司马光以及苏东坡之间的“斗争”时，既客观地指出，他们“虽然政见不同，不能相与，但皆系真诚虔敬洁身自好之士，在金钱与私德上从未受人指责……都志在执行自己的政策，而不在谋取权力地位，而且王安石对金钱绝不重视”。他们都是“争理不争利”。同时又尖刻地认为“王安石的悲剧是在于他自己并不任情放纵，也不＊＊＊＊”，可是却“要把他主张的国家资本计划那么激进、那么极端的制度付诸实践”，这就必然“不顾别人的反对”，一意孤行了。而这种假借民意推行的＊＊新政，在林语堂，是绝对无法忍受的，尽管从史传而言，这是北宋时代的变法，而非今日。但在林，从来不为史而史，他是以古喻今。所以，与其说林语堂是在抨击王安石，否定变法与革新，毋宁说是在抨击极权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否定＊＊与思想统治。这就是为什么林语堂笔下的王安石与史家所论不一的根本原因。

　　明乎此，方能读懂《苏东坡传》的主旨所在；若要真正明白王安石的面目与功过，那是要另找别的史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