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米沃什其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中国诗人。
　　我严肃地认为凭借这个成就我完全可以跻身于一流考古学家的行列。
　　当然你可以把我的发现当作一种玩笑，但是我必须告诉你这是千真万确的，而且我拥有一份长达289页的文件（这个文件的英文版本是251页）证明这一点。其实这份文件你也可以买到，这就是米沃什1951年书写的1953年出版的《被禁锢的头脑》。
　　关于米沃什表面是波兰诗人而本质却是中国诗人的明确描述以及其他蛛丝马迹，书中几乎到处都是，而且完全不需要文质彬彬的马普尔小姐亲临现场，综合分析，活捉真凶。
　　而且从诺贝尔文学奖的角度，米沃什成功地将莫言创造的纪录整整提前了三十二年。
　　有关米沃什的中国话题就此结束，而且你千万不要以为我刚才那么说是出于一种攀比名人的虚荣心理。与其这么说，不如说我在阅读之中出现了不够恰当的幻觉。
　　因为无甚可说所以言归他传。书后附录的《米沃什年表》明确说明：《被禁锢的头脑》的文体类型是“文集（或思想体小说）”。“文集”我能理解，“小说”让我疑惑，因为通篇看下来几乎都是描述事实和发表议论，基本上没有常见的小说形式。直到在第四章至第七章的每章结尾看到“题解”，疑惑之雾才稍有稀释：“阿尔法的原型……贝塔的原型……伽玛的原型……戴尔塔的原型……”这就说明米沃什叙述的人物是有真实依据的，但是又都具有一定的虚构成分。由于人物原型缺乏足够的资料（尽管题解有简单介绍），所以我们无法分辨其中真实与虚构的实际比例。但是通过阅读，我倾向于真实记录，或者极端一点地说，这些人物根本没有任何虚构。米沃什或者评论家之所以说它是小说，要么是遮人耳目，要么是为了保护身在波兰的当事人。在“小说”之前增加限制词“思想体”可能更重要，这就是说，这些并非小说，而是思想笔记。这就有点儿昆德拉“思想小说”的意思了，不过昆德拉更偏重于小说本身。我个人觉得，米沃什书写的不只是思想笔记，还是历史笔记和文学笔记。
　　米沃什的昔日挚友阿尔法是散文作家。像他这样的作家距离我们比较遥远，因为天主教的道德观和儒家化的、辩证法化的道德观是多么不同，而且它们对左派右派的划分也是如此。有时我真想摘下它们的帽子，看看它们的脑袋上到底有没有头发。我不是好奇，而是不想被它们的言论迷惑。阿尔法反对纳粹屠杀犹太人。但是某些人“虽然也在大声谴责这种兽行”，但“在私下里却认为那些做法并非完全没有理由”。一眼就能识别的是非遭遇过多少这种“私下里”的偏移？不少人认为希特勒的恐惧之后不会再有类似的恐惧，但是并非如此。新的，曾经显示端倪的恐惧在合适的时机正在逐渐盛大。你不禁怀疑：历史到底是有规则的还是没有规则的？我回答不上来。有这样一句诗或许可以替你消愁解闷：否极泰来是安慰剂。
　　青年诗人贝塔面对这样的选择：他们一方面希望存在文学，一方面制造紧张气氛。而后者成功地促使前者变成虚浮的云朵。表面的统一让位给实际的矛盾，并且由真正的胜利者说的算。这当然从风格的易懂就可以开启了，随后就是加重读者的权力。而冒充作家的作家伽玛则把自己的卑鄙当作是一种忠诚，他对待沦落为奴隶的父母和妹妹是残忍还是冷漠谁又知道呢。而他表面文雅内心冷酷的虚伪风格可能更受推崇吧。诗人戴尔塔的牧歌和机关枪是很难想象的。不过从是否喜欢热闹的人群、喜欢更多的读者和畅销、喜欢欢呼就可以分辨谁是我们需要的诗人了。我一方面为这些人的投机而忧虑，转而又因为黑暗的强大而把这些投机者视为短暂的援军。其实让我真正佩服戴尔塔的是他在集中营里写 “色情诗”的行为，而不是这样的句子：“再也看不到那/魔幻的马车、/魔幻的车夫、/魔幻的白马。”
　　关于华沙起义中的伦敦、华沙和莫斯科，书中都有描述和评论。相关的历史档案已经解密，相关的电影也比较容易看到。米沃什的愤怒在情理之中。而阿尔法除愤怒之外，因为他主张的真诚还是别的什么而不怪那些袖手旁观的人让我觉得非常不爽。他们不仅应该怪罪而且应该声讨。在人命面前战后权力归属又有什么意义。当然这是我的书生之见。我明白老奸巨滑的政客们觉得我既幼稚又愚蠢，我也明白他们所说的制度选择胜过生命，可能就是辩证法****题目的标准****，但我却偏偏不想拥有这样的标准****，拥有这样的集体命运。
　　命运就在两面夹攻之中。瓦依达导演的电影《卡廷森林》开头，东部的人往西部跑，西部的人往东部跑。他们在一座桥上悲惨地相遇。什么地方是安全的？为什么波兰人拥有这种命运？只有服从新秩序才能幸存或苟活。阿尔法把过渡时期的特点写出来了，但是新秩序的制订者明白他心中的陈旧因素，只是现在需要他。米沃什在书中说过，他们不喜欢文学，只是想利用文学。如果没有利用价值，文学的结局也就可想而知。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文学的现实主义主张还没有正式化。一旦正式化，阿尔法的新旧就成了两面性，除了大踏步妥协还能怎么样呢？我常常代替书中的人物反省和自问：我活该这么倒霉因为是自作自受，不管是无知还是被迫，我都曾经参与制造头顶的金属石头。还有就是，妥协到什么程度才是一种可以被包容的道德？我想不明白出国前的米沃什和出国后的米沃什究竟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第三章《凯特曼——伪装》实际上为所有的“凯特曼”提供了所有的角色。第一章的“穆尔提—丙”药丸让我想起阿狄森兜售过的预防地震的药片。人们虽然对它的荒唐难以置信，但却似乎只能置身其中。这就不难理解一个敏感而负责的编辑将诗中的唯物论改成唯理论的修养是怎么形成的。因为精通诗艺的诗人几乎都明白，使用词表达的时代与使用句子表达的时代是不同的。其进步性也存在相当的差异，因为在语言单元中，句子不仅比词的承载量大，而且更为精确。悲哀就在这里，而且如果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来说，诗人进行艺术创造的空间也在这里。为什么呢？因为直接描述已经超越想象力抵达荒谬的存在。这意味着，一方面注定直接描述的当代之不可能；一方面证明只有想象力才可以与更具想象力的现实对抗。
　　书中多次谈到在信仰被压抑的境况之下艺术往往扮演信仰的临时替身。虽然聪明人知道这是暂时景况，而不明就里的人却信以为真。艺术工作只是在形式方面，虽然它与其他事务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黑塞在一篇童话中想象过一种能包容宇宙的诗，但是实际上只有诗的整体才能接近宇宙，一首具体的诗是非常有限的，即使是但丁的《神曲》和全部的莎士比亚。米沃什的意义在于他的切身体验（本书有大量的显示，虽然有的是通过观察他人的方式）与他的诗（本书之外的）之间形成的相互转化相互促进的关系。我认为他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经验。因为现在不少同行（尤其那些缺乏自省能力的）并没有把自己的经验全部或者部分略微真实的经验转化为诗。这就是关注现实或者介入现实的主张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之处。但是必须注意它的问题是有针对性的。这是千万不能忽略的。它与形式的永恒法则并不相同。虽然诗人米沃什和外交官米沃什是同一个人，但在书中，我们有时却看到这两种角色的转换，所以我们必须清楚我们是在哪一个层面上进行交谈。在西班牙，新信仰是和天主教徒合作的，而在其他地方则可能把对方视为敌人。问题不是出在明显暴露的利益或者合作基础，而是为这样两个完全不同的事实而发明的理论居然是一样的。只是运用不同。前者可以视为特色，即特殊性；后者可以作为反对帝国主义的重要主张，即倡导民族性。因为这些理论的存在目的就是为了解释行为的合理性。正如对待旧王朝遗留的旧建筑，刚开始的时候，应用建筑里面的空间为市民服务，而必须改变建筑立面（形式与新信仰截然不同）；现在则是不管里面是什么式样的建筑空间，建筑立面都必须呈现舞台布景一样的欧洲符号或者东方符号。
　　对抗的美学原则是有限的。在一个相对健康或者松弛的环境中，这些美学原则就会因为缺乏政治意图而易于理解。而现在就比较麻烦，正如传统的波兰作品厌恶自己的邻居，而在我们这里恰恰相反，虽然警惕大国沙文主义，但是并非因为民族主义，而是对文学才能的真正服膺。波兰人却不是这样，他们更乐意相信自己。无独有偶，东方的托尔斯泰对莎士比亚有所批评，而且批评的基本框架与波兰人非常相似。但是我们不要相信任何表面的相似，比如现代化，取消个人空间而营造平台，在西边是出于节省空间的需要，在东边则是以节省空间的名义而取消个人隐私。与此类似的是以市场化的名义取消本来是作为个人收入一部分而存在的福利（本是个人收入，渐渐过渡为额外赠品，最后取消或者将它再次出售给你）。
　　这样就存在两种诗，一种是突破社会常规的个人气质的表现；一种是通过贬低个人气质来表现社会常规。新信仰的诗——表述虽然机智，甚至准确，但却让我觉得不舒服，因为我知道它离任何信仰都非常遥远，哪怕他们自称的信仰其实都是与真正的私利血肉相连的。这就是说，有的差异是从一开始就有了，虽然看起来错综复杂，其实根本就是泾渭分明。
　　在各种“凯特曼”中，我们当然都能找到对应物。我的不满可能是在这里：付出代价少的人凭什么对付出代价多的人进行严厉批评？我早已发现这种批评的真正意味：他们认为自己付出的代价数量构成了一道警戒线标准。我当然要警惕自身的类似状况，而且更要提防他们对诗人的痛恨。为什么痛恨？难道仅仅是米沃什所说的诗人是“形而上”的残余？
　　第八章谈到“庸俗知识化”的问题，即一切都必须是清楚的。如果此类主张大行其道，那么在美学方面，诗歌的复杂与晦涩必然面临被消灭的格局。其实这种庸俗知识化在不少知识分子之中仍然奇怪地存在着，他们甚至把“清楚”当规范，约束或者批评那些看起来模糊实则近于精确的艺术家。但是生活已经发生良性改变，只不过蠢人感谢盛饭的勺子，聪明人感谢大势所趋。而真正清醒的人，如米沃什，则深刻地理解控制是什么意思，理解不支持华沙起义的人不是不知情，不是愚蠢，而是知道一旦松弛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正如我知道他们知道牛顿是一个整体，但是他们却一边嘲笑牛顿的信仰，一边教授牛顿的经典物理，而且在需要的时候把牛顿分成两个部分。他们根本不会考虑牛顿两个撕开的侧面都在流血，当然更不会考虑把加里宁格勒恢复为柯尼斯堡，虽然那里是康德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
　　而对于当时的米沃什和聂鲁达的大众选择，我的意见则是：不能将“把它们放在诗里表达”视为唯一的必须的行为，因为我个人实实在在地觉得文学其实可以更加傲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