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后期，作曲家舒模率领剧宣四队来到我家乡贵州安顺，借住在女中校舍。大姐明端正在这里上初中，很快与这些文艺兵混熟了，还请他们到家里来玩过。后来日本投降，他们离开小城，队员草田以三本小书题字赠别：一本《普式庚诗选》、一本《茶花女》、一本《我的心呀，在高原》，都是标准的“抗战版”。1951年明端病故，我就把这三本书带在身边。多年过去，《茶花女》用来与书友交换了一本《郑板桥集》；《普式庚诗选》不知怎么弄丢了；最喜欢的《我的心呀，在高原》(18世纪苏格兰诗人彭斯和20世纪英格兰诗人霍斯曼的合集，袁水拍译)则一直收藏着。

　　抗战版书籍的特点是极端简陋。封面没有了，从扉页得知是美学出版社的“海滨小集之九”。内页是黄色土纸，又粗又脆又透；油墨忽而淡得不可辨识，忽而一团漆黑。如译者前言结尾处，“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七日在XX”，这个地名就是两团墨。连认带猜，半天才判定是“重庆”。正文后徐迟的《一本已出版的译诗集跋》也掉了尾巴。我喜爱这本书，一是因为乃亡姊遗物，二是喜欢霍斯曼的诗。先后为它做过两次封面，后来找到一本笔记簿，枣色皮纹硬面很精美，大小也恰当，就扔了封面，装进这本小书。衣装一换，挤在那些衣冠俨然的后辈中间，也毫不寒酸了。

　　苏格兰农民诗人彭斯名声极大，小时候老师就教我们唱过他的诗谱成的歌曲：“清溪水慢慢流/穿过青草地/慢慢流听我唱歌赞美你/我玛丽酣睡着在静水之边/慢慢流让她做好梦”。至今唱遍全世界的《友谊地久天长》也是他的诗。1959年彭斯被列为当年纪念的四大文化名人之一，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了王佐良先生译的《彭斯诗选》精装本，也至今立在我的书架上。

　　但我更喜欢霍斯曼的诗。可能他那些抒发战后(一战)心境的诗，表面轻描淡写，字里行间浸透着忧郁，容易引起我们的共鸣吧。就如徐迟在跋文里说的：“霍斯曼的镜子照见了你的忧容”。如今老了，重读这首短诗：“我的心上压着忧伤/为了我有过许多断金之交/为了许多玫瑰嘴唇的女郎/和许多矫健的少年友好/靠近那不能跳过的溪边/矫健的少年在此安眠/玫瑰嘴唇的女郎们长眠/在草地上，那儿的玫瑰开了又枯萎”，益觉入心。

　　还有这首：“给我一块绿叶扶疏的地方/那里生长林木无数/砍倒了树木的地方使我悲伤/我不爱那没有树林的去处/唉，我告别了乡下的村庄/虽则我乐意在那儿住家/我所不愿意去的地方/却逼着我要去那儿/人们记忆，人们遗忘/但再也找不到它在何方/虽然他们能够收起金色的渔网，大海不能将夕阳收藏”。要是有打工族读到这首诗，或是留守儿童听了这首诗，肯定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吧。最后两句我特别喜欢。

　　还有这首：“野李树花满树头/四月的榆树郁郁深深/这曾经是情人的季候/这是谎话的日子，他的良辰/假如蓬蒿满庭院，花谢之后/假如北风将棟树吹冻/啊，这是另外的一个季候/这是她的日子，真情在心中”虽是译品，却如创作，无“隔”的感觉。

　　袁水拍是优秀的诗人，长诗《顿河上的向日葵》抗战期间传诵一时，我至今还记得两句：“顿河上的向日葵，你萧洛霍夫的心爱。”短诗《哀悼》写战时重庆一个冻饿倒毙街头的儿童，结尾两节写道：“你摸摸随便哪一个/新生的婴孩/你摸摸那柔软的/粉红色的手脚/你摸摸那跳动着的/温暖的小小的心房/唉！谋杀者，你的刀子从哪儿/刺进去呢？”当年读了心悸不已，至今不忘。反蒋时期的《马凡陀山歌》：“信封贴在邮票上……”也脍炙人口。我这本书不知几时遗失了，现在还剩下他的《诗四十首》。

　　有识之士说，诗不能译，甚至说，诗就是翻译后消失了的东西。我很相信这话，但不通外文，只好还是读译品。当它是原创作品来判断优劣。渐渐发现，诗人(如戴望舒、穆旦、郭沫若)译的诗，不一定拘泥于原文，但他们有敏锐的语境感和节奏感，读起来比学者译得有味。像袁水拍译彭斯、霍斯曼、聂鲁达，后来读到别的译家直接根据原文的译品，倒觉得不及袁译读起来舒服。袁水拍后来置身政治旋涡的中心，未能充分发挥诗人的才华，甚至晚境凄凉，令人惋叹。但他远非孤例。

　　他在这本译品的序言中说：“在今日的俗世中，真正的虚华被看做实际，真正的价值反被当作假象了。”他把这本小书比作卓别林电影中的一束鲜花：小个子流浪汉把一束鲜花藏在背后，想献给专门与他作对的大个子警察，以求和解。正当他满面笑容要开口时，警察一个大拳头打过来，流浪汉应声倒地，鲜花压碎在背上。流浪汉的鲜花永远敌不过警察的大拳头。但可以相信，诗是不会消亡的。

　　上世纪50年代，偶然从《人民音乐》杂志上看到舒模在陕北民歌合唱团座谈会、京剧小生唱法座谈会上的发言，从香港电影中看到“音乐：草田”的字样，都有亲切感。如今天仍健在，也该是耄耋之年了吧。(戴明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