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写实的“态度”

　　不管是小说，还是电影，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位豪爽、泼辣而又苦命的李宝莉形象，正是这个人物的出现成为作家方方创作这部作品的初衷。方方虽然不是在武汉出生，却是在武汉长大，武汉是她的作品中除了女性身份之外最为重要的主题。1987年方方发表成名作《风景》，这部作品与同一年问世的池莉小说《烦恼人生》一起被批评家命名为“新写实小说”的开山之作。有趣的是，新世纪以来两位武汉女作家又各自都写了一部武汉女人的小说，一个是池莉的《生活秀》(2001年)，另一个就是《万箭穿心》。

　　新写实小说作为先锋写作之后最重要的文学创作潮流，也是惟一跨越上世纪80年代、延续到90年代的文学现象。新写实小说以相对中性、客观的笔法描写特定历史或现实情境中的人或事，既不同于“现实主义”对现实背后总体社会图景的探讨，也不同于先锋文学对语言叙事、文体形式的实验，恰如方方的《风景》借死婴之眼记录家里人的日常生活，不介入也不批判。就像八九十年代之交出现的“新纪录片运动”，新写实作家热衷于记录平凡人物“一地鸡毛”式的庸常生活，这与80年代的文化氛围以及城市改革让每个人浸入“柴米油盐”的琐碎人生有关。更为重要的是，新写实笔下的人物虽然与生活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和不适，但是总能找到理由接受现实，因为挣扎或生生不息地生活下去本身就是对人生与社会变迁最好的回答。

　　在这个意义上，《万箭穿心》也是一部典型的新写实作品。相比丈夫、知识分子的懦弱和短命，出身城市底层的李宝莉不管经历多大的变故，哪怕忍着、认命、赎罪，也总能找到说服自己活下去的理由，即使最后儿子也不认李宝莉这个母亲并把她指认为杀父凶手之时，李宝莉依然能够想通，“人生是自己的，不管是儿孙满堂还是孤家寡人，我总得要走完它”。小说的结尾处，一无所有的李宝莉欣然来到汉正街照样做起女扁担。相比电影，小说中还写到了李宝莉的母亲，同样也是一个经历“文革”与新时期的大起大落，虽然最终沦落到菜场卖鱼，但是母亲却不在意，只要堂堂正正的做人。

　　这也正是方方所要表达的最“朴实无华”的主题：“唉，人生就是这样。面对生活，大家各有各的活法，各有各的思路。当然也就各有各的辛酸，各有各的快乐，各有各的苦痛，各有各的幸福，各有各的温暖，各有各的残酷。”在这里，历史被抽空了具体的意义。这种用坚韧的生命来对抗20世纪分外剧烈的政治、社会变动给个人带来的伤害和倾轧有其合理性，但是问题在于母亲的“示范”效应，只能让李宝莉逆来顺受。正如父亲看房时留下的那句“万箭穿心”的谶语，任凭李宝莉如何不甘地要把“万箭穿心”变成“万丈光芒”。无奈新写实的态度或惯例并不是创造奇迹或改变生活，李宝莉只好相信母亲的话“一忍再忍”。

　　电影《万箭穿心》有一个英文名字叫“Feng Shui”(风水)，确实，这座被楼下的马路“万箭穿心”的房子成了李宝莉的克星。如果说在90年代国企改革攻坚战中下岗冲击波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文学创作中的“分享艰难”成为度过社会危机的文化腹语术，那么十几年以后在方方创作这部作品之时，下岗已经成为过去完成式，此时值得追问的不是李宝莉们所经历的“人生的大劳累和大苦痛”，而是为何这间能够看见江水的“福利房”专门和李宝莉过不去，李宝莉为何就该如此宿命般地被“万箭穿心”。

　　“文化”的政治学与双重空间

　　《万箭穿心》最大的叙述动力就是争强好胜的李宝莉一次又一次地遭遇“万箭穿心”，就像苦情戏所必需的一个又一个更大的灾难“宿命般”地砸在弱女子身上，可是李宝莉并没有变成值得同情的、刘慧芳式的好女人，因为李宝莉的悲剧完全是她自己一手造成的。正是她的刻薄、粗俗和没有文化，导致做厂办主任的丈夫马学武被搬运工羞辱，如果她听从好友万小景的劝告对马学武好一些，丈夫也就不会出轨；如果她不以向警察告密的方式让警察把丈夫捉奸在床，丈夫也不会重新回车间做技术员，更不会突然下岗，继而去跳江自杀。这些仿佛都来自于没有文化的李宝莉与有大专文凭的丈夫之间“不幸”的婚姻。这种知识分子与工人之女的“结合”以及文化与没有文化的“苦恋”，是上世纪80年代反思文学的重要修辞。

　　在小说中，李宝莉的母亲之所以会从革委会主任变成下岗工人，是因为“‘文革’一结束，废掉成分，时兴文凭”。或许正因为文凭对于母亲的影响，使得只有小学水平的李宝莉对文凭看得格外重，这也正是她选择跟来自乡下“其貌不扬的马学武结婚”的根本原因，并且坚信“有文化的人智商高，这东西传宗接代，儿子也不得差。往后儿子有板眼，上大学，当大官，赚大钱，这辈子下辈子都不发愁”。果然，李宝莉的儿子不仅学习好，而且考上了名牌大学，并且挣到了大钱。这显然验证了李宝莉把“文化”作为“文革”后“当大官、赚大钱”最大保证的认识。而这种对于知识、文化、教育的崇拜正是七八十年代之交“拨乱反正”的产物，只不过彼时是通过恢复高考、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来批判“文革”中知识分子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荒谬”，而在《万箭穿心》中文化、文凭却成为合理化阶级分化最为重要的意识形态说辞。也就是说，李宝莉与马学武的差距不是文化水平，而是一种阶级身份的差别，这尤为体现在李宝莉与房子的关系上。

　　出身底层的李宝莉想通过房子来改变自己的阶层或者说命运，小说开头详细描述了李宝莉第一次看新房给她带来的“高贵感”、“幸福感”和“电影里贵夫人出行的派头”，李宝莉觉得“我是不是一步登天了”，正如电影中所呈现的李宝莉搬进新房第一晚的那份惬意和得意。不过，第一晚还没有度过，马学武就和她提出了离婚，彻底击碎了她的人生美梦，但这并没有唤醒李宝莉对儿子上学“当大官、赚大钱”的认识。电影中当李宝莉第一次搬家到楼下的时候，大仰拍镜头中看不到顶的高楼似乎要把李宝莉压扁，李宝莉从来没有拥有过从楼上往下望的权利，也就是说她从没有占有过这间房子。更不用说当李宝莉走进“自己的”房间时，产生的是无尽的争吵以及接二连三的沉重打击。最终在儿子的奚落之下，李宝莉飞奔跑“下”楼梯。

　　与现代、整洁的“空中楼阁”对李宝莉的驱赶相比，熙熙攘攘的、低矮老旧的汉正街却是李宝莉的“天下”，不管她是卖袜子，还是做女扁担，只要在汉正街就“满街都能听到她的笑声”。汉正街与高楼对于李宝莉来说恰好意味着两种不同的阶级空间、人生和归宿，一个是室内的、学习的、脑力劳动的空间，另一个则是室外的、体力劳动者的空间。喜欢李宝莉的小混混建建就居住在汉正街上，按照小说中的说法，建建始终如一地坚持年轻时对李宝莉的告白，“你蛮对我的性格，我恐怕这辈子只会爱你一个人”。小说结尾处，一种少有的乐观喜悦的色彩出现了：“望着乱七八糟、嚣声嘈杂而又丰富多彩、活力十足的汉正街，建建仿佛看到哪里都有李宝莉的影子”。李宝莉还是从隐居高楼之上的中产阶级三口之家回到了学历低的、住在仓库里的建建身边，因为在文化、阶级的修辞学中，李宝莉最终只配得上建建这样的男人。

　　在电影的结尾部分，李宝莉用自己的扁担挑着自己的行李最终离开了这间“万箭穿心”的房子，摄影机镜头从楼上的房子俯视、监视李宝莉推着建建的面包车离开小区，演员表从屏幕下方升起。这个注目礼仿佛是房子对李宝莉的送别，也是死去的丈夫、长大成人的儿子作为房主对女人李宝莉的驱逐。在这里，李宝莉之所以会遭受“万箭穿心”的天谴，正是因为她试图逾越阶级的鸿沟，贪心找个学历高的丈夫而住上“单位福利房”。从这个角度来说，“祸根”从一开始就种下了，李宝莉住了本来就不属于她的房子。在这个意义上，《万箭穿心》如此准确又直白地讲述了作为社会热点的房地产与阶级分化的寓言，这也正是这部作品的力量所在。(张慧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