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的特殊国情，注定了现实主义应该是中国农村剧艺术的主色调，农村剧不仅应观照特定历史时期的典型环境，揭示农村现代性变迁中的复杂阶层关系，而且应审视乡土社会蜕变转型的矛盾和问题，捕获农村和农民的时代脉搏与精神情绪，正面回应乡土社会的紧迫现实诉求。然而，近年来，部分农村剧却抛弃了现实主义的根基，有的将观念的形态凌驾于情感和人性的表现之上，以至将农村剧艺术直接与新闻画等号；有些以消费品形态覆盖农村的现实困境，甚至将农村渲染成“处处谈恋爱、无处不发情”的欲望场。

　　该剧独辟蹊径，以中国农村现代性进程的“生态之痛”为切入点，以人与环境的矛盾为叙事内核，彰显了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农耕生活方式和城镇生活方式、农民话语精神和市民话语精神遭遇之后的深层社会转型问题，工业文明携带的生存方式高歌猛进，似乎在倒逼落后的农耕生活方式强制转型，以文明、公德和秩序等为标签的市民话语精神，在悄然助推粗犷、实利和散漫等农民话语精神的转换升级。鉴于此，与其说该剧是在讲述基层农村垃圾治理的故事，不如说是在深度叩问“人”的问题，在追问妨碍乡村发展的行为惰性和思想惯性更为准确。物质的满足并非幸福的全部，精神的革新和思想的超越往往是幸福的真正彼岸，因为一切艺术其实都是人的“物态化”存在，艺术的观照只不过是为了认识人的处境和困境而已，艺术自然就成了人反思自我存在的一面镜子，农村剧艺术也不例外。

　　环顾当下，有的农村剧大胆挑战民族的道德底线，将生理暗示的荤段子当做蛊惑的出彩对白而津津乐道；有的农村剧沦为了市井小巷中的引车卖浆之流，全然没有艺术的雅致格调和精致品味；有的农村剧不说人话、不谈人事，整天在东拉西扯中制造美丽硕大的肥皂泡忽悠大众。

　　该剧的创作者秉持“高起低落”的通俗化审美理想，摒弃无底线的相互诋毁糟践，以幽默而不失思辨的话语引人思索。比如，“女子思前夫、男子重后妻”这样的对白话语同样是在言情，但丝毫不轻佻浮躁，在引人发笑中隐隐道出了人类集体无意识中的“围城”窘境，抑或是“两难”困惑。再如，剧中万跃进、范跃进和乔锁兰之间的纠葛，是创作者精心设计的三角人物组合。这种貌似能撩拨人欲望冲动的三角关系，完全不是以欲望作为情感反映的驱动力，而是以生命困境、良心发现和人性关怀为基石。万跃进是在乔锁兰家庭变故、学费拮据和理想受困之时伸出了援手，这种感情的基点源于生存的窘境和命运的压迫，不是单纯的欲望膨胀，亦非激情的无端勃发。我们说，这样的情感是以命途多舛为底座，以生命发展诉求为支撑，具有现实的厚重性和宽广性，在通俗易懂中抵达了人物的情感命运深处，并让人肃然起敬。还有，对生态和谐、家和万事兴、幸福中国等宏大理念的传达非常生动，没有大道理的呆板灌输，也没有生硬的说教，而是借助一个又一个的通俗出彩故事，让人在水到渠成中对大道理倍感心悦诚服。

　　该剧在喜剧艺术的探索道路上别具一格，比如，主要人物的姓名设计注入了许多喜剧元素。男女主人公的名字分别是“万跃进”和“范跃进”，儿女的名字分别是“开开”和“改改”，它们的韵母都相同，声母却不同，但在方言发声中，他们的名字经常被混为一谈，于是引发了夫妻同名、兄妹同名的诸多笑话，为此主人公多次自我解释和辩驳，但越解释越乱，陡增诸多喜剧卖点。再如，人物性格命运的喜剧效果颇为鲜明。剧中男主人公万跃进对自己的嗜烟习惯执迷不悟，这即是典型的喜剧焦点。作为医生的妻子力主戒烟，老万不是讨价还价就是耍小聪明抵赖，最后甚至大打出手，因为老万看不见吸烟的巨大危害，甚至认为身边的人与他过不去而闷闷不乐，自身难以察觉又执迷不悟的个体生命困境，着实让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样的喜剧桥段看上去好笑，实际上又内蕴着沉甸甸的生活内容，让人轻易笑不起来，更多的是以剧情为镜鉴观照个体生命困境的冷静思索。再如，情节的喜剧性效果让人忍俊不禁。汾水镇给各村下发垃圾分类塑料桶，为防止村民挪用，妻子建议老万告知村民塑料垃圾桶有毒，结果引来几位村民谎称身体中毒并寻衅滋事。这种好心办坏事和好人不得好报的反差创意，既让我们看到了喜剧人物的悲情遭遇，又不禁让人感叹改变农村旧式生活习性谈何容易。故事主题在喜剧性情节的膨胀中陡然间站立起来，初衷和结果的不和谐，让人触摸到了农村转型变革的时代转型之痛，以及思想和人性转换之艰难，在事与愿违的裂缝中，又升腾出了基层干部的崇高。

　　任何影视剧都是遗憾的艺术，该剧同样有白璧微瑕之处。比如，喜剧性线索和人物的设计略显单薄，致使喜剧效果的辐射强度和感染气场有些不足；作为重要镜头语言之一的画面造型信息含量不够充实饱满，致使地域风物特征不太鲜明，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该剧的艺术品质；故事的史诗性挖掘和延展不够，如能放眼新中国60年来的农村垃圾环保变迁史去做文章，该剧的厚重性和深刻性或许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