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乡是苏北靠近山东省的一个小村子，与当年汉高祖刘邦居住地不远，也算是同乡了。由于离开故乡时还小，对故乡的村落和老屋已没有什么印象了，只是朦朦胧胧记得屋前有一棵小树。听父母讲，那是一棵与我当时一样瘦弱的小小花椒树。每年春天，小小的花椒树绿叶间会开出一朵朵白色的小花，给院落增添了一些些生机和春意。在那个单调乏味得难以想象的年代，小小的花椒树用它那不多的嫩叶和力所能及地结出的几粒花椒为我们家的餐桌——姑且叫做餐桌吧——增添了一点生活的滋味。

　　那时，朝鲜战争结束不久，为了偿还购卖军火的巨额外债和进行经济建设，国家需要筹集大量的资金。当时一穷二白的农业国所能换钱的主要是粮食。“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领导者的急于求成变成了执行者的竭泽而渔，上行下效，浮夸风平地而起，打下的粮食从场院被全部拉走。人祸之后是天灾——三年自然灾害。成年间见不到一粒粮食，于是谷糠、地瓜干、地瓜秧，接着是野菜、树叶、树皮、豆秸和谷秸，以及雪下面冻土中的麦苗都成了人们果腹的食物。当再没有其它可食的东西时，就把干的豆秸、谷草剪短烤焦，然后磨成粉末做成黑乎乎的炭饼下肚。经过几十万年进化的人类的胃，居然有如此完美的功能，能够消化肉、粮食、蔬菜、水果，也能象反刍动物那样装得下树叶、树皮、野菜、野草，还能盛装豆秸谷草的炭灰。道两旁被剥掉皮的白生生的树干顶着没有树叶的光秃秃的树冠，显得阴森可怖。在那绵延数年的大饥荒里，年幼的我没有饿死真是万幸。这一方面是因为得到亲属——主要是舅舅的帮助，会烧砖（这在当时可是只有很少人才掌握的技术）的舅舅时常把他工作一整天才仅有的馍拿来给我；更主要的是父亲和大量的逃难者一样，克服重重困难来到东北。为我们家逃离大饥荒的魔掌找到了道路。

　　从此，苏北那个荒凉小村的一个土屋前，一个幼童站在带刺的小小花椒树旁向着遥远的东北方久久凝望，嘴里念叨着“去东北找大大吃面卷子”，憧憬着到东北用面卷子填饱肚子的幸福生活。我们那里管爸爸叫大大。所谓的面卷子就是用糠、野菜、和棒子面或高粱面做的死面馍。

　　1960年，母亲带着两个姐姐和我来到东北。我找到了大大，终于吃到了面卷子。那棵和我一样瘦弱，陪伴了我的幼年，给了我难得的一点滋味——虽然味道有些麻麻的——那棵小小的花椒树却留在了故乡的老屋前。小小的花椒树啊，你见证了那个年代一代人的苦难，你目睹了一个家庭的辛酸，你慰藉了一个幼童的心田。当你陪伴过的主人怀揣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离开那块让人贫穷的肥沃土地时，你却不得不被留在那里。如果你有思想，你是留恋、是埋怨、是失望、是期盼、仰或还是祝愿？

　　吃饱肚子是当时一代人的最大奢望，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巧克力，汉堡包，我们也不需要肯德基和麦当劳，我们只要有足够的面卷子填饱肚子就行——那怕制作这面卷子的原料是野菜、糠和少量的发了霉的棒子面。

　　七十年代初文革期间搞忆苦思甜，用玉米面和野菜做的略带咸味的干粮，我一连吃了好几个，当时觉得挺好吃，只是没有麻麻的花椒味稍觉遗憾。

　　五十年过去了，如今再也不用为吃饱肚子发愁了。如果愿意，也可以吃一吃巧克力、汉堡包，也可以尝一尝肯德基和麦当劳，但是，我觉得汉堡包、麦当劳总是不如自家蒸的发面馍好吃。与其它调味品比较，我也更喜欢那麻麻的花椒味。

　　也许是由于沉积在心中太多麻麻的花椒味的缘故，我可以经受酸咸苦辣各种味道，唯独对甜味最敏感。下岗失业，经商赔钱，外出打工，这不算什么——很多人也曾经这样。挣钱不多，足够吃喝；小房不大，自成一阁；虽无方向盘，也有自行车；盘中常有肉，手里白面馍；我还何求？

　　现在生活好了，很多人不知道挨饿的滋味而不爱惜食物了。食堂、饭店每天倒掉成桶的剩饭菜不必说，路边和垃圾箱旁随处可见丢弃的面包、馒头和水果。每当看到宝贵的食物被浪费掉都会触动我内心深处的那根最敏感的神经，从而会想起故乡的那棵小小的花椒树。不知故乡的老屋和屋前那棵花椒树是否还在？时至今日，那棵花椒树也许该有盆口粗细了。可是，常常浮现在我眼前——而且形象越来越清晰的依然是那棵陪伴过我童年的——带刺的开着白色小花的小小的花椒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