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健小说的《幸福的花朵》从人性、婚姻、＊＊和道德角度展开，引起读者对社会流浪儿童问题的深层次思考。

　　“我家木屋背后有一口老辈挖弃的煤窑，隐蔽，潮湿，就像母亲的子宫，吊在半山腰上。那就是我的出生地。”小说开头直接昭示着一种怜惜，故事情节充满苦涩与伤感。小说中的“我”汪四千是愚昧落后观念的产物，长着畸形的三瓣嘴，“还生着一双对角眼，看人看物好像只有一只眼放亮，另一只眼浑浊不明”。虽是男丁，尚在襁褓便首先遭到了爷爷的遗弃，是他母亲依靠母性的本能让他幸免于难。接着，他又面临着父亲的遗弃——离家出走逃避责任与累赘。

　　最后是母亲的遗弃。汪四千的母亲经历了妥协、隐忍、反抗、出逃。“母亲脸上的忧伤实在太多，往往第一层忧伤还没揭过，第二层就紧跟着盖过来。日积月累，忧伤在母亲脸上叠成了厚厚的茧子。”当她发现儿子有可能成为她二次婚姻的累赘时，坚强的意志便在顷刻间土崩瓦解，母爱开始变得苍白而无力。母亲为了嫁人，狠心地把他遗弃到火车站。捡破烂的吴婆收留了他，但原因是火车站站长答应她如果愿意抚养这个弃儿，就允许她到站台上捡废品行乞。后来，汪四千认识了流浪儿野狗，离开了吴婆，准备和野狗到外地乞讨、偷窃。但在扒火车的时候，野狗被火车轧死了。无奈，汪四千只好去找他的母亲，但母亲却拒绝他留在自己身边。走投无路的汪四千又回去找吴婆，吴婆高兴地一把抱住他。小说结尾，汪四千高兴地想起了容他来到这个世上的废煤窑以及窑洞边匍匐的一朵朵桔梗花，他踮起脚跟以膜拜的姿势向着幸福眺望。

　　小说的结尾看上去是汪四千得到了幸福，但却无疑是一种病态的幸福。汪四千是残疾人，他的亲人却是心理残疾，这远比生理上的残缺要可怕得多，所以，汪四千得到的幸福是畸形的。汪四千的命运让人倍感无奈与同情，他残弱的人生历尽磨难，但他却总能乐观面对，或许正是因为他心里始终盛开着那象征幸福的桔梗花。

　　作家在塑造汪四千这个形象时，内心饱含着悲戚、怜悯和愤怒，而在讲述汪四千生命的孕育、诞生、遗弃的故事中，却用散文诗般的语言营造了一种诗意的氛围。“窑洞周围一地的桔梗花，有的单朵，有的二三朵生于梢头。刚下过雨，桔梗花紫中带蓝，蓝里见紫，欢笑得就如坐拥在慈眉善目的外婆腿上，仿佛有些陶醉。那些含苞还没来得及开放的花蕾好像僧人，亦步亦趋，也跟着摇头晃脑。”随处可见的这些诗句，让小说的气场里充盈着一丝飘逸之美。

　　此外，小说也在针贬现实，用“我”的童年视角窥视乡村中不为人知的金钱与权利的勾结，从艺术、人性、＊＊和道德等方面反思了乡村计划生育管理、婚姻和法制存在的弊端。幽默的细节、对话，强化了批判的精神力度。作者讽刺世相，暗藏刀枪。看似冷静，却又图穷匕见。小说开头和结尾不惜笔墨描绘桔梗花，也让主人公灰暗的人生涂上了一抹温情的亮色。(袁雅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