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拒绝与任何诗歌运动合作。”李南如是说。之前，我一直找不到进入李南写作的突破口，偶然看到这个句子，在理解上有了转机：不合作，才是李南的个性。这种不合作并非突然在她身上发生，而是一种天性使然。李南从小就不是一个让父母省心的“乖孩子”，一直以“问题女孩”的面目出现：从20岁开始，她每年独自远行一次，抽烟，写诗，听摇滚，青春的叛逆在她身上一一应验，而感情经历上，她也是波折起伏，磕磕绊绊。总之，在成长过程中，束缚其个性的规则、秩序和范式，她都会本能地抗拒。这一切都成为了她后来写诗时独有的精神资源，当然，这些也构成了她诗歌的全部。如此反叛的个性表现在创作上，对于后来的李南来说，就是把名利看淡，在书写中追求终极真相。
    李南给自己规定：不参加诗歌运动。她踽踽独行于寂寞的诗歌之路上，不受思潮影响，不为流派左右，她失去了名利场的光环，却收获了内心的强大。所以，80年代初就开始写诗的她，中间虽有几年停止创作，但时间并不长，前后算起来，其诗龄也有二十多年了。可如今李南并没有大红大紫，不是她写的不好，而是她拒绝了太多功利化的世俗诱惑，还给了诗歌一片洁净的空间。她将那些非诗的东西都屏蔽掉，让自己只剩下爱、纯粹、悲悯和作为自由公民的孤独。
    当下，不少人追求的人生目标，很可能就是浮躁的本末倒置，因为那个东西“有用”，而诗歌在很多写诗的人那里，其实是无用的。虽然这些人也挺勤奋，没几年就“著作等身”了，可是回头看看，他们到底写了些什么？似乎什么都没写，只是留下了一堆没有特点的平庸文字而已。按这样的标准推算，李南写诗几十年，不说“著作等身”，至少也有好几本诗集了吧。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除了1994年在国内公开出版过一本《李南诗选》，2007年在美国出版过一本诗歌集子《小》，在刊物上零星发表过诗作，此外别无其他。她不仅对出诗集很谨慎，甚至连投稿都不多，不高产也就理所当然了。对此，很多人可能不理解，但李南清楚地知道自己写作的趣味和目的。
    李南对自己有个要求：生前不花钱出诗集。这对于大部分写诗的人来说，也许是个苛刻的原则。这似乎只有两种人能实现：一是你有权有钱，出版社愿意给你出诗集；二是你成为一个著名诗人，著名到能有几千个读者甘愿掏钱买你的诗集。否则，一个诗人很难保证不花钱出诗集。李南公开出版的两本诗集，她个人并没有出钱。之所以敢定下如此原则，必有她自信的一面，另一方面，也在于她给自己划定一个底线，越出了这个底线的事情，就不能做。不管前方有多大的诱惑，包括参加诗歌运动可以一举成名，包括自费出诗集然后去评奖，她统统拒绝。这就是个性，这种个性没有给李南带来世俗的名利，但为她的诗人身份定格了尊严。
    有了这种不合作以及那些拒绝，李南给自己限定了方向：你只有一条路往前走，朝着那个水平和高度，认真用力地写，此外别无他途。一个人的决绝，有时可能会从某种程度上成就自己，李南失去的是世俗名利，可她收获了一个诗人的坦荡、胸襟与无悔。在写诗经年后，诗人曾表白过心迹：“妈妈说，诗人/风花雪月的情种/最没出息——/尤其是在这个年代。//妈妈啊，可我偏偏爱上了/这门传承已久的技艺/从不指望它挣钱、糊口，改变/我命定的轨迹。//我爱它，是当它张开欢乐的嘴唇/就有了人间秘密。/而我要站在永恒的光年中/听神说话。//妈妈，我偏偏爱上了/这些水手的船、勇士的剑/我爱这些神奇的汉语，胜过/法布尔爱他的昆虫。”（《心迹》）诗人与妈妈对话，一语道破天机，什么让她对诗歌孜孜以求，不离不弃，那种神秘性和高贵感，还有汉语的神奇，都吸引她去付出，去为了精神与世俗抗争，去为了境界而改变轨迹。
    李南的诗歌是有尊严的，想必看过其作品、了解其生活的人，都不会太过质疑。富有尊严，才是当下诗人身上最为匮乏的品质。有人虽然在写作，但他始终趴在地上，卑微地写，屈辱地写，苟且地写，谄媚地写，各种形式都有，无非是为了迎合，无非要成名得利。李南在写作上一直很自律，她的节制与低调，她的不张扬和求真意志，我觉得这也是个性。有人说，这样才是最没有个性的。个性是特立独行，是内敛叛逆，而李南恰恰又具备这几点特征：抽烟，爱摇滚，频繁换工作。在河北，她如此生活，肯定有人不理解：找个工作好好干，踏实一些，总会有出头之日。但是李南没有这样“守规矩”，她需要自由，哪怕为了自由去喝“西北风”。所以，她才不合作，才拒绝和抗争，这种决绝的态度也或多或少地遭遇过误解。在很多人能够忍受之处，李南却不能忍受。虽然在每一份工作上，她都做得很精彩，可终究没能“坚持”下来，因为很多体制的束缚，她无法容忍，追求自由是她的权利。其实，她能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也就够了。在这个多元化社会，怎么活？如何活？关乎个人的性情。李南对自己的世俗生活很投入，拥抱时尚和先锋；同样，她也在竭力寻找个人的精神空间，既敏感于生活，又警惕被生活所裹挟和征用。“写诗没有改变我个人的命运，但诗歌改变了我对命运的认识，我将对它心存感念。”（李南《与诗友通信》）这是她多年来没有放弃诗歌的理由，因为寻找生活出路不是藉口，相反，她以宁静、纯粹的写作来回报生活。
    2011年，已近知天命之年的李南，被授予“盛世文成2011年度《青年文学》诗歌奖”。在获奖感言中，她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在现实生活中，有许多奇怪的对抗，文明与粗野，良知和恶行，尊严与屈辱，美与丑等，这一切事物的内在关系，都需要诗人通过诗歌的形式向世人秘密言说。在这个每个人都很精明很大胆很能忽悠很能赚钱的社会里，那些真正的诗人，像一群弹尽粮绝的戍边战士，在被人遗忘的角落，捍卫着此在的最后尊严。由此，我愿意向每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诗人表示最崇高的敬意，是他们高贵的灵魂日复一日地承受着寂寞和孤独，给这个世界带来了爱和美的希望。”或许，这段话最能代表李南对自我的警惕，对他者的理解，对时代与社会的认识，对真实的内心生活的体验，这也是她能始终不渝地坚守诗歌现场的使命所在。
    李南对自己是有要求的，这样也就决定了其思考必须超越低俗，其写作也就自然地拒绝平庸。她不会随意下笔，也不会将作品轻率示人，这与她的节制和低调一致。李南身上有矛盾的一面，或者说有双重性，但是，她的写作与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又是统一的，那就是对虚假和凡俗的反抗，这并非要求得不朽，乃性格使然。这样的性格对于写作之人来说，恰属难得。她带着理想去追求词语的变幻，从而执着于一种信念，享受自己的活法。

 

 
 

 

 

    说了那么多与李南诗歌文本无关的话题，看似与其写作无涉，其实并非可有可无。对于一些惯于炒作的诗人，他们的生活与写作大都捆绑在一起，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去挖掘更多。而对于李南来说，了解她的生活、想法，以及她的不合作和拒绝，是真正进入其诗歌的前提。她何以在自己的写作里不显山露水，不刻意张扬？因为她要最本真地接近自我和他者的心灵，去“为读者提供生活与思考的有效信息和变异的语言组合形式”。（李南语）
    了解李南且读过其诗的人，可能会有疑问：她那么心高气傲，那么桀骜不逊，她的写作应该很仗义，很硬实，或者说很刻薄，很阴险，然而，我们没有读到这样的文字。相反，我们从李南的诗中看到了小与大的对峙，也洞察到了轻与重的分量。对于女性诗人，我们可能想当然地就认为李南的诗偏于小，偏于轻，因为她的细腻高于其身上所具有的粗犷，但她又是有力的，这种力量在于她多年对自我、时代和人生社会的思考。李南写作的精神源头，除了她自我的天赋和秉性，还有就是异域的影响。俄罗斯白银时代诗人茨维塔耶娃和阿赫玛托娃，这两位夜莺为李南带来了暗夜中的希望：虽然她时常遭遇孤独，但孤独并不总是与虚无相关，它有时也是一种信念，让诗人去思考、表达和释放，她所能提供给我们的，就是那些带着体温的句子，不管何时何地读，都能读出味道，体验感觉，也就是说，它不会让你失望，李南能让人产生信任感。她虽然在写自己的人生，但她从俄罗斯白银时代女诗人那儿所传承的精神之源就足以让人敬重，她有理由写出深刻的文字，开阔的风范。
    李南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就是她诗歌中的“小”，这不是小女子的“小”，而是一种人生信念，一份生命感觉。“小的枝桠、萌发小的心愿/小的嘴唇、吐出小的诺言/小啊，让我在月光下/垂下肩膀。/天宇的飞翔中，恒星是小的/恒星的旋转中，人群是小的/人类的步伐下，有更小的/蝼蚁、芝麻、尘埃……/小啊！常常让我羞赧和悲戚/面对着大/我没有别的想法。”（《小》）一个小枝桠的意象，让人想到了小的心愿，一连串意象罗列都显得顺理成章，皆源于常识的想像：有大必有小。做事为文，我们总愿意往宏大处用力，却很少想回到小的生活中。大是一种理想，小也是一种现实，诗人面对大，需要小来获得平衡，这并不是羞耻之事，而是一种处世原则。所谓从一粒沙子中见世界，以此来理解李南的“小”，当不失为有效的角度。除了这种带着生活想像的“小”，她还有更为切实的感想：“我注意到民心河畔/那片小草  它们羞怯卑微的表情/和我是一样的。/在槐岭菜场，我听见了/怀抱断秤的乡下女孩/她轻轻的啜泣//到了夜晚，我抬头/找到了群星中最亮的那颗/那是患病的昌耀——他多么孤独啊！//而我什么也做不了。谦卑地/像小草那样难过地/低下头来。//我在大地上活着，轻如羽毛/思想、话语和爱怨/不过是小小村庄的炊烟”（《小小炊烟》）。诗人由民心河畔的小草发出感慨，到槐岭菜场轻轻啜泣的怀抱断秤的女孩，再到孤独的患病的昌耀，她一路想来，从白天到夜晚，走过了时间，也经历了思绪的流转，但那不是表层的想像，而是一种内在的精神跋涉。相对于那些大场面，渺小个体的活着才显得更真实。在活着面前，诗人的谦卑是有必要的；而面对世间那么多损害、不公和屈辱，她心存怜悯；即便你是在以“思想、话语和爱怨”的方式活着，相比于那些历史的大，现实的苦也不过是一屡屡小小炊烟。这才是诗人立足于“小”的智性言说。
    李南一度对“小”情有独钟，似与她坚强的个性不符。“小”缺乏力量，唯有“大”才是力量的象征。其实，我们从李南笔下的“小”中正好发现了“大”，大的思考，大的境界，大的情怀。这有关力量的大，她一样都不缺，只不过，她没有直接写大，而是通过那些“小”事“小”情，写出了真正的大。小与大，在李南笔下并非矛盾冲突，而是一对辩证美学，但并不事关形而上的哲学，而是入心入理的人生体验。《下槐镇的一天》就是大与小的诗歌美学最生动的验证，带着偶然与宿命交织的色彩。当然，诗人不尚大，但她有一个优秀诗人独特的手艺。“我爱黯淡的生活，一个个/忙碌又庸常的清晨/有时是风和日丽，有时是大雪纷飞/我爱庸常中涌出的/一阵阵浓荫。/这些美妙的遐想/常让我在人群中停住脚步/看一看缭乱的世事/想一想/闪光的夜晚”（《我爱黯淡的生活》）这首诗里有“小”的生活，忙碌，庸常，这就是生活本身，你无法再往小处去写；可是，诗人内心有时也会隐藏想像和思考之门，一旦开启，美妙的遐思，智慧的创造接踵而至，这些又足够大。现实的小，思想的大，其实就是经典诗歌的格局。李南正试图靠近这大与小的自由切换状态。
    在李南的写作中，除了大与小这对辩证元素，还有轻与重，追求境界的诗人都可能会遭遇这对选择性命题。与我们从李南诗歌中看到“小”一样，很多人会觉得“轻”也是其写作的追求。的确，轻逸的笔触和意蕴，李南诗歌中并不缺少。比如，“现在，我的生活只有奔跑和遗忘/在我散步的民心河上空/记忆跟随着鸟群飞远、飞远。//我紧闭着嘴，寂静又孤单/并且永远寂静又孤单。”（《记忆有时也断流》）从现实到内心，这是记忆的流程，正是轻逸所能化解的孤独。再比如，“我的诗只写给亲人、挚友、同道/和早年的恋人。//他们沿着文字穿行/总能把红艳艳的果实找出。”（《我的诗只写给……》）诗只献给无限的少数人，唯有他们懂得诗人的心思，也只有他们才能共鸣于诗人何以要用孤独换取精神世界的安宁，这并非谁都能理解的现实。同样是沉默和孤独，诗人也有她表现重的一面，“跟风说起宿命。/给松柏弹奏一支离别曲/当我懂得了沉默——/大梦醒来，已是中年！”（《时间松开了手……》）时间是轻的，但对人来说，它有时很重。诗人笔下岁月的秩序，你无法绕过，更不可回避，需要迎难而上，去找到活着和写诗的理由，也找到“自己的影子”。由轻到重的转化，也会体现在诗人的写作里：“尘土和悲哀，曾经是/我的生活/现在，它们不是。//现在我喜爱落日凄迷时/怀着平和与沉静/透过模糊的泪水/来看远处一列列/站起的山峰。”（《十一行诗》）真正的轻，恰恰能与重形成一种张力，在这种诗意表达中，局部的变革并不影响整体的美感。
    大与小，轻和重，当然也包括快与慢，属于文学中老生常谈的话题了，但在李南这里，它们正好构成了其诗歌美学重要的两极，它们的交织与融合，冲突和对话，最终所凝结的就是美和力量，它们契合了一个诗人各种人生阶段的思想探险：你为生活付出了什么，生活也对你报以回馈。所以，她的写作虽然有各种冲突，但仍然显得诚挚、肯切、纯粹，从中可见出李南非同一般的艺术旨趣、美学品味与人文修养。

 

 

 

 

    李南诗歌中所蕴含的诗性，何以与他者不同？或者说她对诗歌的认知和理解，何以高于一般写作者？她看待人生的角度，写作诗歌的态度，都有一种超越之感，这不仅是文字魅力的佐证，也是她以人性写作赢得读者认可的缘由。语言和真理，她从未放弃过。她的写作何以常带忧伤，悲中积愁？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她内心存放的不仅有自我的拒绝和警惕，还有家国与时代的乡愁。
乡愁意识，似乎是很多诗人与生俱来的书写经验，李南也不例外。与很多身在故乡写故乡的诗人不一样，李南是身在异乡写故乡，这才是名副其实的乡愁。诗人带着更多现实参照去描述和审视她的故乡，所谓“有故乡者有恒心”，就是如此。她用异乡的情绪对接故乡的精神维度，留给我们的，却是一种带着隐隐痛感的、漂泊的灵魂书写。从细节到整体，李南的乡愁经验都显得自然，高迈，那不是做作的表演，而是真性情的流露，在异乡的呼吸中嗅出故乡于己的＊＊之味。
    很多人写乡愁，总带着一种抱怨的情绪，即便写故乡，也如同“生活在别处”，一种刻意的背离感不时流露，所以无休止的沉郁哀伤，就显得做作。但在李南的乡愁诗中，她直接表白情感、困惑以及迷茫：“陕西是我籍贯，青海是我故乡/而这儿该把它叫什么？”诗人对自己生活了几十年的地方，竟然不知道叫什么，如同一个过客。“这儿是外省，这儿是他乡/这儿既没有世亲也找不到仇敌。”（《这儿是外省，这儿是他乡》）寻找故乡的灵魂冲突，让她无法给自己定位，这种情感纠结正是诗人乡愁意识的来源。真正把乡愁意识把握到极致的写作，应该是以私人的方式进入，以公共的方式出来，你必须将个人独特的乡愁写出一种普适性，让更多人产生共鸣，这才是正大一途。李南就做到了。她的经历丰富，视野开阔，内心清醒，她以追问自我的方式出示那些难解的困惑、尴尬与苍凉心态，当为清醒者的自白书，一个有故乡的诗人那种对存在发问的高洁之意，瞬间跃然纸上。
    “我常常羡慕他们，用手指指/遥远的方向/说，那是故乡//我没有故乡，梦中一马平川/绕过一棵棵树/独自来到蓝色大海的另一端//哦，青山作证/我也有沉重的乡愁/当世界沉沉睡去，我的故乡/在说也说不出的地方。”（《故乡》）这是诗人直接写故乡的诗作，其中所流露出的浓郁乡愁，不是在于她有故乡，而是在于她对故乡异于常人的认知。李南祖籍陕西，生在青海，后来随母落户河北，在离乡的记忆中，无根之感会时时反映在她的文字中，这也构成了她精粹的诗意。“没有梦想的水源  只有/回不去的故乡/没有爱。只有闪光的片断/疾病与贫寒，潦草的一日三餐/这么多年/他们总算都捱过了。//我惊诧于这些硬朗的生命/现在我也注定在这中间/但这原本不是我——/而是大多数人民/和田野里的蒿草一样/普遍而不值钱”（《活着》）。如今，活着也成了一种乡愁。故乡回不去了，但怎样生活仍是根本，不管你持何种姿态，都必须面对这场来自命运的绑架之旅。人生如过客，唯有乡愁让人可将这精神的潜流重新拉回到生活的现场，继而找到一个切实的方向。
    除了乡愁意识，李南的诗歌中还渗透着深厚的宗教情怀，她那高贵的诗意，正源于她的悲悯和敬畏之心，在于她厚重的人文关怀以及看不见的理想和抱负，那是其诗歌富有思想性和命运感的体现，也是她的写作承载诗意的重要平台。
    一个敏感之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总会有一些东西抓住你的内心，让你不那么轻言接受，也不轻易放弃，这种东西就是信仰。在缺少宗教信仰的中国社会，诗歌有时就是一种信仰，它担负起了我们与世界的沟通之责。而对于李南来说，基督教信仰在她笔下成为了一种人文情怀。“我曾经错过了：一个陌生人/一场漫天大雪，和一座开花的果园。/我也不稀罕眼泪、朋友、金耳环/一切世俗的小事儿。//我固执地展开翅膀，飞越一道道山梁/又走了一程程路。/回首我乱麻一样的生活，/真不如这些我错过的，和我不稀罕的。”（《忏悔》）这是人生的忏悔，其实也是宗教的实践。人生就是一场场邂逅与错失组成的联体，你信什么，不信什么，都由自我决定，在此，信仰充当了平衡生活的角色。你忏悔什么，向谁忏悔，又是一场情感和精神的角力，个体内部的宗教对自我进行审视，呈现自然转换的路径，这种由此岸抵达彼岸的方向，直接关联于诗人的眼光和视野，关联于她持守什么样的个人情怀。
    在那些闪着幽光的句子中，处处充盈着宗教的气息，你如阅读过，感受过，体验过，定有自省与反思之情，萦绕心间，挥之不去。她有忏悔：“羞愧啊！面对古老黑暗的国土/我本该像杜鹃一样啼血……”（《羞愧》）；她有要求：“答应我，你不许在暮色中唱起哀歌/不许把红色的事物看成血。/答应我，我们要把美德在大地上传播/还要在这个世界再活一辈子。”（《遥寄江南》）；她有对话：“也因为你啊，/我还能够在罪恶的人世间边走边唱。”（《因为你》）；她有倾诉：“一只离婚的喜鹊，它有袖珍版的痛苦/两个有缘无分的人彼此思念/我无力写出乱世间的道德和温情”；她还有反思：“对于一个已经够倒霉的人/我们不能再向他身上投石块”（《成长》）。这所有的表达，都关乎个人的宗教，它们指向的不是往上的玄秘感和飘浮感，而是诗人向下的厚重感和力量感，其中不乏往事与随想般的温润、体贴，以及依靠直觉感悟的饱满和敏锐。
    在宗教和信仰介入的写作中，诗歌与自我到底是什么关系？“我试图说出更多：山河的美、宗教里的善/人心的距离和哀伤如何在体内滋生。/你撒种——我就长出稻子和稗子/我们不穿一个胞衣，但我们命中相连。”（《诗歌和我》）真善美，正是宗教的教义所在，它们让人找到精神的归宿，而它们一旦进入到诗歌中，又能形成体现生命之重的价值，让自我重新回归到发现爱与真的表达。

 

 

 

 

    李南诗歌的宗教情怀，其实，还是源于一种爱，这里有大爱、智爱与博爱，虽然诗人没有明确道出，但留给我们的是对爱无限想像的空间。有爱的人，他处理世界的方式，至少不会太偏离本心，如何做到持平公正，是一个人良知与正义的体现。李南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先是公民，然后才是诗人。”她身上独特的求真气质，也为其诗歌写作带来了不俗的品格，她的这种独特，不是异端，也非极致，就是一种对自由、爱和正义的追寻。她那种不屈不挠的坚毅，让自己的文字中担负着解析这个时代的使命和责任。
    爱源于责任，这种责任是任何一个公民都必须恪守和承担的，否则，我们难以前行之人的思路清晰明了。甚至可以这样说，李南那些带着血性的文字，其实都可以当作其担负公民责任的生动注脚。在这样一个时代，当他人都竭力躲避意识形态的是非时，李南作为一位有良知的女性，愿意站出来言说真相，讲出实情，并以诗歌的方式留存这段艰深的历史，试图记录那些被人漠视和冷处理的记忆。虽然李南以她的清醒，不得不面对这些现实和精神难题，但她极少去抱怨，所以她的文字少有那种控诉的戾气和乖谬，她要守护的，还是理性的公民意识与艺术之爱的信念。“人到中年，需要掌灯，读懂一本书的精髓/爱过的人，他不肯轻易地说出这一切/只有爱着的人，才离爱情最远”（《爱情是灯塔》），这是爱情之爱，人到中年才明白这一爱的真谛并不晚，这种爱的距离考验的正是诗人郑重的内心，你无法调侃，唯有面对。爱短期丢失，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没有能力再爱，诗人也期待，“总会有一个人/手提马灯，穿过遗忘的街道/把不被允许的爱重新找回。”（《总会有一个人》）这找回的其实是一种古典之爱，且是有限度的爱，随着个人经历和理想而不同。诗人在书写大自然时说，“爱春天，甚至还爱上她的缺陷——/化工厂的黑烟囱，和/小小贪官的酒气。”（《如果我路过春天》）这种爱，在多元的宽容中隐藏着讽喻的色彩，是诗人富有力量的见证。
    当然，诗人还有更广博的爱，这种爱才是生活之爱，灵魂之爱。“你若问起我喜欢和爱——/我喜欢细数梧桐叶上的光斑/等待耶稣的救赎。/我喜欢和白兰在小雨中散步/思念远方的人/喜欢听那些阐释自由的音乐/我爱年老的阿赫玛托娃，和她/唱出的最后一支歌。/我向往背包客生涯，每一条路都通向未知/可我知道这一切都将无法完成。/城市里灯火通明，野外的树冠那么茂密/记忆的伤口那么疼。”这是诗人在《八月某一天》中的怀想，这样的爱虽然如此近，如此真切，可仍然无法立即实现。即便如此，诗人仍然没有放弃去爱，那或许才是她全部的良心所在。
    内心充满爱，才会有思想困惑；身上有责任，才会存在精神坎陷。在面对时代的提问时，李南对社会现实的介入是大气的，有力的。因为她对自己有要求，所以，从其警醒的深度就可看出她独立的立场：“少女热衷于星座/中产者忙于移居海外/只有养蜂人走遍山坡/只有沿途的风，认真吹拂……//我的国家看上去枝繁叶茂/我的人民却枯槁如经霜的草木/谁令我们喝下这致幻的迷剂/如同倒影中的纳西斯//《诗经》和《雅歌》，麦香和蔷薇/有谁不喜欢自由和春天的气息？//让新的谎言在空中变为泡沫吧！/联合舰队劈开海浪，并迎着海浪前进。”看看诗人怎样书写盛世：她直接调出了自己的公民责任感，在融合了艺术的努力后，其诗作呈现出了召唤和审视的力量。“我学会了把苦难慢慢地吴咽，再艺术地还原于生活。把写作的视角由内心的幽怨转向对人类命运的关注。”（李南《与诗友通信》）这里没有惯常的喧嚣，也无主流的唯诺、弱势的逃避，她让自我与内心合拍，达至一种思想的深邃。
    李南不仅对现实有着切肤之痛，而且对历史也常怀探寻真相的渴望。在很多年轻人的文字中，你可能看到一种孤愤、扭曲的仗义之言，而在李南的诗歌中，虽然她也有愤慨，但不受他人左右而盲目地随众，始终持有一种坚韧的理性和执著。最根本的是，她有的文字谦和但不卑微，有的文字快意而不轻浮，总之，就是要让自己沉下来。“这就是我的祖国：/迷信和战争走过它每一寸肌肤/这就是我的人民：在风中，他们命若琴弦”（《我去过许多地方……》）这些激烈的言说背后所呈现的，均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善意，即便有着批评式的话语表情，也并非为了批判而批判，这不是最终目的。在此，诗人有她质朴的愿望：“我想要一个干净的春天/没有风沙，飞鸟把花粉撒向各地。/我想要一个温暖的回忆/清涩的少年啊，在树下饮酒，弹琴。/我想要一个丰富的人生/沿着神迹行走，河水洗净了荣辱。/我想要一个公平的世道/百合芬芳，遮掩了法律卷宗里的血腥。”（《春天。心愿》）这就是真正的公民意识，她的愿望可大及国事家运，也可小到自我得失，但都不偏离诗人最本真的内心定律。“一群人向这边走来。/他们睁大希望的眼睛，在议论着什么。/南风吹过，飞鸟的翅膀倾斜/在黑暗的国度中我认出了他们。/弱小的。挣扎的。贫穷与疾病如影相随。/这群人和我在山脚下相遇——/他们全都是我的同类：这些信主的、信佛的，和什么也不信的。”（《一群人》）这虽然描绘的是一幅场景，但由场景延伸出来的，依旧是我们的精神之困，那是诗人眼里的真相，她必须勇敢地言说出来，这是她的责任，更是她的道义。
    公民意识，在当下是一种富于底气的表现。作为一个人，李南有挫折感，也存失败感，但她并没有变得颓废或者乡愿犬儒，只是在一种道德力量的感照下，毅然决然地去追求“体验更新”之路。虽然李南说诗歌不是哲学，但她有时确和思想相联，她拒绝被收编的意志，抗拒被奴役的胆识，都是思想之成熟的表现。在我们的诗歌现实里，漂亮的文字不缺乏，完美的技巧也不缺少，而唯独稀缺的，是诗歌的真精神，其中最为匮乏的，当是诗人的尊严、思想，以及他们作为公民的责任和胆识。作为一个写出了尊严和信念的人，李南无愧于这个时代诗人的身份和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