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过完春节，我随大伯家的大表哥来到长沙城，在浏城桥附近一家印刷厂做捡字工。这一年我17岁，大表哥35岁。我暂时住在大表哥家屋顶的阁楼上。那条街道叫八角亭，离印刷厂不远，但拐的弯特别多，我走了一个星期才把那些弯完全记熟，现在已经过去三个月，那些弯在我眼里全都不存在了。表哥、表嫂把两个孩子放在乡下老家，他们在长沙的一所中学教书。表哥总是把那所学校的名字挂在嘴巴上，但我总是记不清。有一次，我毫不知羞地再次说错了那所学校的名字，表哥气愤地扇了我一耳光，从此我竟奇迹般地记住了。那所学校叫雅礼。真拗口。我承认，我不是读书的料。为此，表哥对我很不满意，他说我聪明却不会读书，很奇怪。我倒是觉得没什么奇怪，不会读书就像有些人不会做饭、有些人不会砌屋一样，我总有我自己会做的。
　　
　　我没想到大表哥会把我带到城里来。平时我最怕他，但从内心并不疏远他，他是我最佩服的人，因为他在城里，而且教书。我没想到，他会把我带到城里来。我一直想来城里，乡下太空了，本来鸟雀成群还好，但被我一把弹弓三下五除二，没被消灭的也被赶跑了。我一天到晚擎着弹弓，找不到鸟，心里空荡荡的，没个着落。我爸见我像只没头苍蝇，要跟我找个媳妇，我不愿意，大表哥也不同意，他就把我带到城里来了。
　　
　　城里多好，房子挨着房子，没多少空地。虽然房子长得太像，不好找，但门上都标着街道和号码，也不容易找错。比如，大表哥家是八角亭64号，有人来找大表哥就不会走到65或者63去。不过，到了64号还不完全就到了大表哥家，因为64号是一个庭院，一楼有天井、厅堂和三间房，却分属两家，其中一家只有一个看不出年纪的老婆婆，另一家老少四口挤在一起。从厅堂右侧狭窄的楼梯上到二楼，便是大表哥和大表嫂住的地方，有一间卧房、一间小厨房和一个小客厅。小客厅左边，还有几级更窄的楼梯，我侧着身子就能爬上屋顶的阁楼。城里唯一不如乡下的地方是没有鸟，我悄悄带在身上的弹弓毫无用武之地，只好束之高阁。
　　
　　大表哥家的阁楼酷似一个鸽子笼，可能与其他鸽子笼不同的是，它只关着一只鸽子。但我一点也不反感这只仅可容身的笼子；相反，我在这里感到从未有过的舒适与自由。因为，白天我虽然在一个更大的地方，却比这里迫促、拘谨得多。整个白天，我都被关在印刷厂二楼北边顶头那间昏黑的捡字房里。我从没见过那么黑的房子，黑得连电灯都亮不起来。电灯其实整天开着，在屋子中间握着拳头大小的、毛茸茸的、黄黄的光，只够照亮它自己。那只灯泡穿着蛛丝织的衣服，像一只浑身长满黑斑、快要腐烂的鸭梨。
　　
　　捡字房并不小，看上去是由两间房打通而成，里面摆满了一排又一排铅字字模。中国的字真多啊。我师傅说，还有些字这里面没有，得重新造。师傅姓柳，所有人都叫他柳师傅，当然我们一天也看不到几个人。他的一颗门牙没了，也不去补，就那样缺着，讲话的时候和风习习，吹出来的都是他刚吸的烟味。他天天穿着那件青布衣服，天天系着那条围裙，手上天天套着两只罩袖，但他一点也不显得脏，他的身上反而散发出一种厚重的、笨笨的而又异常耀眼的光亮，比那个吊着的灯泡还亮。我觉得，他不是靠头上的灯泡，而是靠他自己照亮自己。师傅除了教我捡字，从无多话，他看上去比大表哥还严肃，但我不像怕大表哥那样怕他，毕竟他有很大年纪了，而且又矮又瘦，他对任何人都构不成威胁。但他是个十足的怪人，他仿佛一天到晚、一年四季都生活在这个捡字房里，每天我到捡字房的时候他必定在那里了，无论我多晚离开，他仍然在那里。有天傍晚，我忍不住说，师傅，你早点回家吧。他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好像他不认识我似的。
　　
　　师傅捡字可真是一把好手。一篇千字文章，他拿在手里，斜着身子，眯起眼睛看一遍，然后往那张比他还显老的书桌上一扔，只见他嘴里念念有词，忽东忽西，上冲下跳，前后有据，左右逢源，敏如猿猴，轻若灵猫。有时速度极快，昏暗之中，仿佛屋子里各个角落的隐形人，在将一件衣服不停地抛来抛去。不要十分钟，那篇文章便躺在印板上，几无差错。我怯怯地对师傅说，我识字不多。师傅和风习习地答道，捡字房识字不像读书识字，不急于知音懂义，先记住字形即可。他告诉我，独体字在哪个区域，合体字在哪个区域，上下偏旁的在哪里，左右偏旁的在哪里，内外结构的在哪里……我问，这么多字，怎么知道那个字在那里呢？师傅说，任何字都有自己的结构，同一结构的字都在同一位置，大位置中再找小位置，比如“刺”字，它是合体字、左右结构、立刀偏旁，这一大块都是合体字，左右结构的在这边，立刀偏旁的有两架，“刺”字八划，应该在这个位置。这个字我捡过十万次以上，因此，随手能把它拈出来。师傅话没说完，“刺”字就躺在了他的手掌心。我再问，您嘴里念些什么。师傅说，那是喊字，招魂，把那个字喊出来。我吃惊，字能喊出来？师傅说，你跟它们熟了，它们有时躲到你找不到的地方，你一喊，它就会出来。越说越玄，我半信半疑，不过师傅这番话勾起了我对捡字的兴趣，这么多字，能信手拈来，你想想，那是什么功夫！我渐渐不那么抵触这间黑房子和这个糟老头，这里似乎产生了一种魔力，能把17岁的我，约束在浓烈如乌云滚滚的铅味、烟味、霉味与油墨气息里。
　　
　　然而，师傅对我的工作没有任何要求，只要我不出捡字房，我一天捡百十个字都可以，他也没当我在他身边，继续像件衣服被隐形人抛来抛去。我有时故意在他前面挡着，他看都不看，一晃就过去了，仿佛是从我身体里钻过去的。
　　
　　我越来越喜欢这项工作。我上学识字时全然不觉得字的可爱，到了捡字房里，我和字很快熟稔起来，有些字我甚至也能喊出来。我和它们成了朋友，也许是我在城里没有其他朋友的缘故吧。师傅不管我的时候，我就尽情地和字玩，把它们一个个请出来、喊出来，组成一个个段落、一篇篇文章。
　　
　　四月，安静的城市风声四起。街头巷尾，人们纷纷传说解放军已经将长沙围得水泄不通，陈明仁将军的部队在营盘街、兴汉门天天练兵。学生开始大规模游行，那个场面让我震惊。如果不是游行，我真不知道长沙城里还藏着这么多人。他们像泉水一样，从地底汩汩冒出来，形成一股股愤怒的洪流，冲击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几万人排着整齐的队伍，一齐挥拳头，一齐喊口号，一齐踏步走，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认真读着他们举起的每一条横幅：“停止征兵征粮！”“打倒假和平，争取真和平！”“严惩‘四一’惨案凶手！”……街坊说，南京那边杀了好多人，作孽！我的脑子里闪过横幅上每个字在捡字房的位置：“停”在2区7排4格左数38，“止”在1区1排3格左数25……忽然，扛着抢的警察一队队跑过来，围住学生，学生与警察扭打起来。我赶忙回到大表哥家。
　　
　　吃晚饭时，我问大表哥，“解放”是什么意思？大表哥目光柔和地看着我，笑着说，你不懂，好好做事。他从没如此亲切过。我想，解放一定是件大事，不然不会让大表哥这么高兴。于是，我再问，解放是不是就是不杀人？大表哥笑得更厉害了，然后有力地点点头。他笑起来很俊朗，可能他自己都不知道。
　　
　　第二天上午，我正在捡字，柳师傅捏住我的胳膊，他使了很大的劲，我好像被他制伏了一样。他捉着我的手，将手掌打开，放一个用一张纸折成的鸽子在里面。他说，你把这只纸鸽送到浏正街99号1楼107室，如果碰上有人问你，你就说“我找张姐”，不要说多话，快去快回。切记，除了张姐，纸鸽不要给任何人。张姐个头和你差不多，穿蓝色旗袍，波浪头发，你一看见就知道。
　　
　　师傅第一次和我说捡字之外的其他话，把我也弄得严肃紧张起来。我学大表哥，用力地点点头，拔腿就走。
　　
　　不到二十分钟就走到了浏正街，但走到99号又花了十多分钟，因为我走到96号时，前面的房子没有门牌了。一模一样的房子向前延伸，却看不见门牌，而且门大多关着，行人骤然减少，为数不多的几个，戴着礼帽或墨镜，行色匆匆，转眼就消失了。我有些害怕，慌忙回到96号之前，仿佛从地狱逃回了人间。我问坐在街边抽水烟袋的一个老人，99号怎么走？他闭上眼睛，朝里指指。我说，可是那些房子都没有门牌啊。这时，从屋子里走出来一个只有一条腿的年轻人，他拄着一根拐杖，健康有力的手猛地一扫，大声说，那边都是99号！我说，那97、98号到哪里去了呢？他生气地看着我，凶巴巴地反问，你到底是找97、98号，还是找99号？说着，他的拐杖在地上顿了两下，我担心他上来打我，赶紧告辞，继续向那些没有门牌的房子走去。走了约摸百多米，看见统统是两层的街道上，矗立着一栋庞大的四层楼房，楼房用高高的砖墙围着，墙上密密麻麻栽满了玻璃尖和铁丝网，像我们乡下田埂上栽种的花生黄豆。围墙东面、不靠大街的位置有一张虚掩的铁门，门边用黑色毛笔歪歪扭扭写着：长沙警备司令部宿舍。下面是一行小点的字：浏正街99号。跟我们小时候和伙伴闹翻了，在自家墙上写的“张国焘不得好死”，是同一种手笔。
　　
　　一个闷雷般的声音从天而降：“找谁？”我身子车了一圈，没看到问话的人，但门前只站着我一个人，我想肯定是问我的。“我找张姐。”我说。半天没有回应。“我找张姐。”我再说了一遍。“进去吧。”那个声音缓和下来。我麻着头皮进了铁门，低着头一个劲往里走。进了那栋楼，比我和师傅的捡字房亮堂多了，但不知怎地，总感到一股阴森肃杀之气，像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你，让人心里发瘆。107室不难找，门上还倒贴着一个“福”字，右边被撕去了一角。我刚敲门，门就迫不及待地开了。
　　
　　开门的是张姐，果然我一看就知道，虽说我从没见过她。她个头和我差不多，穿着蓝色旗袍，头发烫得波翻浪涌。“你来了。”看上去她一直在等我似的。“我师傅叫我来，把这个给你。”我从袖筒里将那个纸鸽递给她，由于攥得太紧，它变了形，像一只受伤的鸽子。
　　
　　张姐指着一张木椅让我坐，问我喝水不。我说不用。她徐徐坐在我斜对面的沙发上。她的手指修长，一只鸽子从她优雅的指间飞走，只剩下那张打开的纸，她专注地看了起来。她转过身子去旁边的一张桌子上拿笔，旗袍的下摆趁机滑下来，露出整个大腿的侧面。她是我见过的最好看的女人。张姐用笔在那张纸上写了一行字，再按原来的折痕把它重新变成一只纸鸽。“请交回给柳师傅。”我将它拢回袖筒里，正欲出门，她叫住我，递给我一个梨，笑着说：“你干得好。”我在路上吃了那个梨，回到捡字房，再把纸鸽交给师傅。师傅接过去，随意地捅到口袋里。我忍不住问，师傅你怎么认识张姐的？师傅张开没有门牙的嘴，说了一句什么，我压根儿没听清，又不好意思再问。
　　
　　师傅每隔三五天就让我去一趟张姐那，往返那只纸鸽。我像喜欢捡字一样，喜欢上了这个差事。浏正街那些没有门牌的房子再也吓不到我，相反，我每次到了那里就像见到老朋友，连那围墙上的玻璃尖和铁丝网都成了我熟悉而且能产生亲切的事物。张姐并不和我多说话，但她每次都会给我一个梨或一把枣，她的旗袍每次都会向我夸耀她整个大腿的侧面，她每次都会是我见过的最好看的女人。
　　
　　当我送到第五次时，我的心态不觉起了变化。我开始躲到一个隐僻处，模仿张姐的样子，打开那只纸鸽。让我大失所望的是，那上面根本没有字，只有一两行鬼都看不懂的符号，张姐加在上面的也是那样的符号，有时配上一张小图，画得极为潦草。连续看了三次，都是这种玩意，真没劲，如果不是师傅和张姐叫我做这事，换了别人，哪怕是大表哥，我可能都会将这只纸鸽扔到护城河里去。但现在我没有那么傻，因为纸鸽是我去见张姐的通行证。每次偷看完，我还是学张姐的样，用自以为灵巧的手，按纸上的折痕将它还原成一只鸽子。
　　
　　当我第四次打开纸鸽之后，脸上顿时烧得通红，脔心像要从胸腔里蹦出来，简直是无地自容啊。那是我从警备司令部宿舍1楼107室出来，我先将张姐递给我的梨吃完，将梨核扔到护城河里，我像往常那样，溜到河边一座假山后面，打开的纸鸽上赫然写着一行字：
　　
　　“此人可靠，但他打开看过。”
　　
　　第二天上午，师傅叫我继续送纸鸽。我不愿去。师傅张开没有门牙的嘴，憋着嗓门说，小子，你在做一件重大的事，张姐只信任你，快去快回。我又去了，当然没有再打开纸鸽。张姐那天给了我一个特大的梨。我没有吃，走出门，我就把上衣脱下来包着那个梨，直到下班后带回大表哥家的阁楼。
　　
　　我躺在几块楼板改造而成的小床上，抚摸着那个梨。它金黄的皮肤上点缀着繁星般的麻点，一股异样的馨香弥漫阁楼，饱满的果肉涵泳着充盈的水分，等待着我的享用。我不急，我用上衣盖着它，让它像穿上一件旗袍那样，在不同的姿势中暴露出不同的部分。我抚摸着那些暴露的部分，那一个个隐含着欲望的部位，慢慢改变了我的身体，唤醒了我身体中的力量与水分。
　　
　　半夜起来想解手。以前，马桶都放在表哥、表嫂的卧房里，我来之后，虽然我没有晚上起来解手的习惯，大表哥为了照顾我，临睡前都把马桶拿出来，放到客厅与卧房交界的墙角，这样他们和我都能用。早上起床后，再由表嫂将马桶提到公共厕所去清洗。这回，半夜醒来，尿胀，我下了阁楼，蹑手蹑脚来到客厅，只见卧室里隐隐约约有光闪烁，还传来说话声——虽然故意压低了嗓门，但声音比较清晰。
　　
　　我摸到卧室门口，从门缝望进去，只见里面没扯亮电灯，而是点了一支蜡烛。围着那支蜡烛，坐了六个人，加上坐在床上的表嫂，一共七个人。其中竟然有师傅！他坐在大表哥对面！其余人我都不认识。大表哥在说话：
　　
　　“……张姐被捕对我们是个很大的教训。大家想想，将电台建在警备司令部宿舍，我们以为敌人想不到；但他们想到了。不仅想到了，而且行动比我们快。我们总是派同一个人去送信，虽然这个人可靠，但还是被敌人瞧出了破绽。”
　　
　　大表哥旁边站起来一个戴眼镜的瘦高个，他站起来好像只是要让在外面窥探的我了解一下他的身高，然后仍旧坐下来说话。他个子高，可能舌头也长，一讲话就必须把舌头卷起来，声音怪怪的，却很好听：
　　
　　“周昌说得对。到了这个时候，我们要比敌人更快、更准、更狠。长沙和平解放的时机日益成熟，程潜主席和陈明仁将军都有明确表态，但警备司令部顽固不化，是最大的阻力。刘志辉这个人心狠手辣，他抓了张姐，捣毁我地下电台，肯定还会有对我们不利的举措。为了实现长沙的和平解放，我们请大家来，商议刺杀刘志辉的可行性。”
　　
　　大表哥接过瘦高个的话：“行刺刘志辉，为和平解放扫除最后障碍！”他把手举得高高的，拳头在空中嗞嗞冒烟。
　　
　　“但要是行刺未遂，他们为了报复，很可能会立即杀了张姐。”
　　
　　是师傅，他和风习习地插了一句。
　　
　　瘦高个再站起来，这次没有坐下去说话，他弯着腰，很激动，像要把师傅一口吃掉：“谁也不肯叫不远的太阳照着自己也照着敌人。当前的磨难就是你的对手，运尽气力去和它苦斗！”
　　
　　大表哥扯下瘦高个，自己站起来说：“张姐处境的确危险，但不行刺，她同样会被杀害；如果行刺成功，她更可能得救。行刺刘志辉，有两个可靠情报，一是他几乎每晚都要去大观园的“夜来香”夜总会，时间大约是晚上11点到凌晨2点；二是明天上午10点，刘志辉要去三汊矶机场接南京来的军政要员，我们可在路上……”
　　
　　这时，大表嫂朝门口走来，我急忙往阁楼上跑，跑上来才发觉尿胀得不行，不敢再去客厅，只好背靠阁楼不管三七二十一往下面撒。好在夜深了，楼下没什么反应，我为了不弄出声音，故意将尿扭成曲线，以减缓它的冲击力。
　　
　　阳光穿过阁楼的小窗户，钻进我的腋窝挠痒痒，把我弄醒了。外面一片清亮、宁馨，偶尔传来几声鸟叫，却无法惊醒沉睡的弹弓。表哥、表嫂都不在家，客厅桌上放着为我留的包子和豆浆，他们经常这样，早出晚归，但总把我的生活安排得一丝不苟。今天的包子难以下咽，可能是凉了，一大团熟面粉梗在喉咙里，把一杯豆浆冲完了才下去，下去以后又在肠胃里翻天覆地打滚。
　　
　　我正要出门，听到一楼那户人家的父亲在教训他的儿子：“这可不是混着好玩，这是生活！”那家儿子比我大两岁，是个弱智。我一头扎进阳光中，作为对它挠我痒痒的报复，不料阳光像蜜蜂一样粘过来，我全身成了一个嗡嗡直叫的蜂窝。我听外婆说过，阳光像蜜蜂样嗡嗡地盯着你直叫，这样的天气变数大。
　　
　　到了捡字房，师傅破天荒不在，门上挂着一把铜锁。三个多月前，师傅交给我这把铜锁的一片钥匙，我每天随身带着，今天才第一次用到它。捡字房的双合门“吱呀”一声被我推开，我突然对它无比陌生，仿佛从没来过这里。它是那么黑暗而潮湿，房间里堆积着难以忍受的混杂味道，硕大的老鼠在模架和书桌间悠然踱步。我幡然意识到师傅的重要！没有他身上那种厚重的、笨笨的、异常耀眼的光亮，捡字房形同地狱。我重又把门锁上，在外面瞎逛。
　　
　　我往东过浏城桥，沿着护城河向北走，便到了长沙有名的大观园。大观园北部是沿河而建的低矮建筑，还有不少木板树皮搭建的临时棚屋。屋下成群的女子，不同的年龄、高矮、胖瘦，却几乎同一装束、同一表情、同一姿态，她们干的也是同一种工作。平时，大表哥不准我往这边来，其实来看看也没什么，她们朝我挤眉弄眼扬头招手，我不理她们就是。
　　
　　穿过一条长长的、弯弯曲曲的巷子，来到凤凰台，这里是大观园的南部，处处红灯高挂，丝竹不绝，女孩子气质高华，装束打扮和北部的迥然两样。很容易就看到“夜来香”，它太打眼了，一栋古色古香的三层楼房，外表看上去像个很大的亭子。它不和其他任何房屋搭界，周围有小桥流水，有假山竹林，更多的是树——桂树、枫树、枣树，还有更为高大的樟树，人爬到树上，就像一只鸟隐没在枝叶间。“夜来香”外面倒是没有四处招徕的人，安静中凸显出一股傲气。门楣上挂着四个硕大的红色灯笼，炫示着它在此间的特殊地位。
　　
　　走出凤凰台，我有点累也有点饿了，想回大表哥家找点吃的。刚走到八角亭街口，一个人拽着我的胳膊，拐进旁边一家粉店。我莫明其妙地被她按到一张板凳上，才看清是大表嫂。她戴着一顶帽子，又不像是遮阳，大热天的，身上穿得严严实实。她扯着我的耳朵，低声说：
　　
　　“你大表哥和柳师傅他们出事了。大表嫂要出城，你赶紧去阁楼上拿着自己的衣物回乡下，不要跟家里人说城里的事。过了这段风头我们会回来。”
　　
　　大表嫂用自己的手捂着我的手心，随即像阳光一样消失了，天沉沉地暗下来。我回到阁楼，解开大表嫂最后捂在我手心的那块打着结的手帕，里面是六块银元。我把银元藏进内衣口袋，拿着自己的衣物和那把一次也没用过的弹弓下了楼。行李比来的时候要重，里面多了一个特大的梨。
　　
　　一楼，那户人家的父亲还在教训他的弱智儿子：“这可不是混着好玩，这是生活！”
　　
　　天啦，要下雨了。雷声像一辆辆黄包车，轰隆隆开过来，又开过去。我想再去一次捡字房，刚到，暴雨便霹雳而下。我站在走廊里，怔怔地望着那张粗大密集的雨网。这场雨劈头盖脑下了三个多小时，仿佛要把这座城市淹没似的。雨停了，我才开锁进门，把自己反拴在捡字房里，我成了那黑暗而潮湿的一部分，成了那铅味、烟味、霉味和油墨气息的一部分。我在捡字房，像师傅那样念念有词，忽东忽西，上冲下跳……但我没有能够成为师傅，我的身上没有师傅那笨笨的光亮，我真没用。捡字房里越来越黑，我抓了一把字模塞进包里，将那片钥匙留在锁上，掩上了捡字房的门。
　　
　　一出来已是黄昏。
　　
　　在汽车站附近，一个报童舞着一叠报纸高喊：“晚报！晚报！最新消息：今天上午六名地下党袭击警备司令刘志辉，两死四伤！”“晚报！晚报！欲知受伤的四名地下党命运何如，请看刚出厂的晚报喽！”
　　
　　我不想买，看到那边一家南食店门口有别人看过后扔下的，立马跑过去从地上捡起来。报纸很脏了，字仍清楚。原来，大表哥和柳师傅他们今天上午十点在市区到三汊矶机场的半路上偷袭刘志辉，大表哥和柳师傅被当场打死，受伤的另四位全部被捕，“中午一点，他们和昨天落网的地下党电台负责人张慧，一并在十字岭就地正法”。
　　
　　又下雨了。白色的雨线像修长的手指，一只鸽子从那优雅的指间飞走，只剩下一张打开的纸。我抢过那张纸，它遮住了她，她的波浪头发和蓝色旗袍。我把那张纸撕得粉碎，她看着我，忽然转过身子，旗袍的下摆趁机滑下来，露出整个大腿的侧面。她是我见过的最好看的女人。
　　
　　那场雨紧紧粘在我的脸上。它不落下来，也从不停止往下落。天快断黑的时候，我坐在凤凰台街尾一个不起眼的墙角，从包里掏出了张姐送给我的那个特大的梨。我一口一口、扎扎实实地吃了它，连梨核都被我吞进了肚里。我在那个墙角睡了一夜。
　　
　　第二天我依然醒得很迟，太阳没有挠我的痒痒，而是像床被子盖在我身上，热得我满头大汗。我到附近一家米粉店，狠狠叫了三大碗酸辣粉。吃完粉，我又在城里游荡，一直到黄昏，还是昨天那个报童，舞着一叠报纸高喊：
　　
　　“晚报！晚报！最新消息：刚刚杀死五名地下党员的警备司令刘志辉，昨晚在‘夜来香’遇刺身亡，夺命利器竟是一枚‘刺’字字模。”
　　
　　“晚报！晚报！‘夜来香’昨晚发生奇特行刺案件！专家分析，凶手可能是一名印刷工人，凶器可能是弹弓之类。快看啊，最新消息……”
　　
　　我不想买。地上有别人看过后扔下的报纸，我也不想看。黄昏开始被黑夜蚕蚀，我伸了伸懒腰，给这个城市一个渐渐模糊的背影。
　　
　　这年8月1日，长沙宣布和平解放前三天，我被迫和我老爸给我找的媳妇成亲。从此，我一直在乡下务农，育有5子3女，孙、曾孙……我都记不清数了。但那一年——1949年的事，我就像印版一样，记得清清白白。哎，一晃六十多年过去了，我今年八十岁，但我心里只有194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