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一年应该买多少书，一辈子应该藏多少书，是文化人聚会时总爱谈论而且谈论不休的保留话题。

　　2007年，长沙作家彭国梁先生出版了一本《书虫日记》，记录了自己2005年的买书经历。他在该书序中说：“这一年，除了编书写书，我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逛书店。以买了书为准，这一年我共逛书店一百四十多次……买书花去了四万多元。”据媒体报道，彭国梁于1999年建了一栋四层小楼，2002年搬进去的时候，他只有一千多册藏书，而至今的十余年时间里，已藏书三万余册。我了解彭国梁先生，他虽然才华横溢，为人却一贯低调，在《书虫日记》里对自己大量买书也没有丝毫的炫耀之意。然而不知道为什么，一些关于《书虫日记》的书评，都在把彭先生夸誉为“超级书虫”、“嗜书瘾君子”的同时，对他的购书数量格外艳羡，大加赞赏，似乎彭先生不是一位作家，而是一位舍得花大价钱买书的“购书家”。

　　在一次读书研讨会上，又听到有发言者大谈而特谈彭国梁先生购书数量之巨大，我实在忍耐不住了，就插话说，像彭国梁先生这样一年买这么多书，甚至买得更多的文化人，在京、津、沪等城市，仅以孤陋寡闻的我所知，就有十几位，并不稀罕，所以没必要对此大惊小怪。天津有两位比我年龄稍小的书友，除了在国内买书外，还长期托人在日本购买中国旧书，仅这笔费用，每年每人就要支付两三万元人民币。上海书友韦泱先生2009年出版了《跟韦泱淘书去》，也是一本购书日记，但作者不仅购书频繁、购书量大，而且所购之书多具有版本价值，不是有钱就能轻易买到的，这反映了一位爱书人的史料价值取向与淘书专业眼光。有些朋友由于条件所限，买书、藏书较少，但也实无必要羡慕别人买书、藏书之富。创作水平之高低、学术成就之大小，与买书、藏书之多少，是不一定完全成正比的。

　　孙犁去世十年了，但他的藏书究竟有多少，却从来没有人统计过。读孙犁的文章不难看出，他是他那一代作家，特别是与他有相同经历的作家中，买书、藏书、读书的佼佼者。几年前，北京一家文化公司曾有意将孙犁的藏书编撰成书目，予以公开出版，一位著名学者热心推荐我担负编撰工作，我在编撰提纲中写过这样的文字：现在买书、藏书的条件毕竟好多了，很多中青年文化人，无论是在藏书数量上还是在版本质量上，都超过了孙犁，但是，孙犁买书的旨趣、藏书的境界和读书的品位，却是永远无法超越的。对于今后的读者而言，孙犁所写的书，必定会与孙犁所藏的书同列，都是值得收藏的。

　　近代以来的不少文化名人，如梁启超、鲁迅、胡适、巴金、汤用彤、季羡林，乃至金庸、李敖等，按照现在很多地方评选藏书家的标准，是足够当藏书家的，是比藏书家还藏书家的大藏书家，但是他们从来不以藏书自诩，也没有人专门追捧他们的藏书，因为他们值得追捧的东西远远多于和高于他们的藏书。

　　读到王成玉先生新写的一篇有关藏书的博文，谈到当代著名版本学家、古籍整理专家黄永年先生虽然藏有很多珍本善本，但从不炫耀，只是说“好玩”而已。这“好玩”二字，可用作家叶灵凤的话来解释：“读书是件乐事，藏书更是一件乐事。但这种乐趣不是人人可以获得，也不是随时随地可以招来即是的……至于暴发户和大腹贾，为了装点门面，在旦夕之间便坐拥百城，那更是书的敌人了。”这些年，以藏书装点门面的暴发户和大腹贾越来越多，但越是这样，藏书之事也就越变得不“好玩”了。

　　坐拥百城，从来不是旦夕之间的事，它需要一个人几十年坚持不懈的积累。有些珍贵藏书，甚至需要一家几代人付出愚公移山似的努力，数月前因竞拍而引起世人高度关注的过云楼藏书就是这样。文化人对书的真爱，恰似孙犁对清代藏书家黄丕烈的形容：“他对书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好像接触的不是书，而是红颜少女。一见钟情，朝暮思之，百般抚爱，如醉如痴。偶一失去，心伤魂断，沉迷往返，毕其一生……”那些暴发户和大腹贾，其本性就是朝秦暮楚、见异思迁，他们对书能有如此般的一往情深吗？

　　藏书，最好不要有暴发户。文化，最好不要有暴发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