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我知道你想衣锦把家还；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家里总有年夜饭……”王宝强在《人在囧途》里嘶声竭底地吼叫这首《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时，我想，所有在外乡漂泊、打拼的旅人及游子，内心深处那根敏感又脆弱的情弦一定会被触动。这根弦的另一头连系着牵挂，饱含着期盼，浸渍着博大而永恒的爱。这根弦的终点就是家，永远向旅人敞开的、心灵温暖的港湾。
        每逢佳节倍思亲，尤其是春节，几千年中华民族传统延续下来的万家团聚的日子，更会刺激外乡人的归家之心。那充满诱惑的年味具有一股极大的震慑力与魔力，能让一切“不回家”的理由与搪塞不攻自破，好无立锥之地。哪怕身在天涯海角，哪怕远隔千山万水，哪怕过得一败涂地，都阻挡不了人们回家过年的决心与毅力。其实，对“家”有深寄托的中国人，不仅“有钱没钱”，哪怕“有事没事”、“有时间没时间”，都要“回家过年”。回家的不仅是人，更是心。
        毕竟，辛苦操劳奔波了一年，那浓浓的年味能够融化生活的一切烦恼与苦难。
        我也是在年味的强烈吸引下，经受了一次春运的折磨与煎熬，和妻选择回蜷缩在鄂东北的老家过年。我想重拾那偶尔在梦里浮现的温馨年味。
        儿时的记忆里年味香甜醉人。小时候，最盼望的是下雪。不是因为下雪可以堆雪人、打雪仗，而是因为下雪了，年就近了。过年，就能吃好东西、穿新衣服、领压岁钱、放鞭炮，小年、大年放开肚子吃个够，大年三十，洗个澡，穿上新衣，从大年初一开始到处去拜年，热闹有趣的紧。尽管小孩盼过年，但大人却怕过年。过年，就得置办年货，年货需要一笔不小的开支，那时的中国尚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很多农村家庭还挣扎在温饱线上，对于尚闹饥荒的家庭，可想而知，他们对于过年除了犯愁，还很害怕。但是，中国的农民骨子里是质朴的，再穷也会准备一些必须的年货，就连穷得叮当响的杨白劳都给自己的闺女准备了一条红绸线扎头发。老家购置年货也颇有讲究，记得儿时唱过的过年歌是这么说的：“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杀猪肉，二十七杀阉鸡，二十八打糍粑，二十九剁肉糕，三十夜团圆饺。” 豆腐、鸡肉、猪肉、肉糕是必备的年货，还有时间的约束，到哪天办什么年货，这是老祖宗几千年沿袭下来的习俗，照章办事，吉利！
        因为那时物资匮缺，鸡肉、猪肉都只能是过年才能吃到。每次年夜饭，爸喝了两杯小酒后，都会不厌其烦地跟我重述他们小时候过年抢肉吃的趣事。那时兄弟姐妹多，一年吃不了几顿肉，做年饭时奶奶将大队分给的几两肉混藏在萝卜、白菜中，七八个面黄肌瘦的孩子像饿虎般围着桌子团团转，将碗里的菜翻来覆去，寻找肉的踪迹。一旦找到了一块肥肉，赶紧塞到嘴里，囫囵吞下，防止被其他人从口里抢了过去。找到肉的欢呼雀跃，没找到的锲而不舍，这哪里是在找肉？简直就是沙里淘金。每当回忆那些往事，爸都感概万千，叹息当时生活之艰！
而我，对过年记忆最深的则是打糍粑和做肉糕。
        让我回味无穷的是糍粑的独特口味，香、糍、黏、软，口感好，有劲道。此外，我更留恋打糍粑的场面，火热而壮观。腊月二十八这天，一口硕大的糍粑缸被轮流抬到各家各户，这是一项需要集体合作才能完成的体力活。我们一群看热闹的孩子则跟着糍粑缸到每家去蹭吃的。糍粑缸放在堂屋里，心灵手巧的女主人将早已洗净蒸熟的上等糯米倒入缸中，诱人的大米香味随着一股滚气弥漫整间屋子。嘴馋的我们眼巴巴地瞅着那些糯米，不停流口水，女主人则会在糍粑开打前舀上几勺让我们先吃。之后，四五个身强力壮的男子用专用的搅棍对着糯米有规律地狠劲击打，随着糯米越打越有磁性，黏劲越足，糯米粘住了搅棍，得用很大的力才能将棍子抽出，所以越到最后越是吃力，越是吃力越得用力，这样才能保证打出来的糍粑细腻而磁软。虽是数九寒天，但是打糍粑的人已是满头大汗。他们随着“一二一”的节奏，围着糍粑缸边打边旋转，小孩则在他们之间穿梭，抓迷藏、做游戏，好不快乐。半个小时后，将打熟的糍粑合力抬起来，“啪”地一声扔在拆下来的半边木门上，用力压成规则的长条状，撒上面粉，冷却后，就切成块状的糍粑，再浸入水缸里保鲜。老家多将面条和糍粑一起煮着吃，下面条时，捞起一块，切成细条状，放在锅里煮熟，和着面条一起咀嚼，别提多来劲！ 
        至于肉糕，则更是老家最富特色的一道招牌菜，是当地红白喜事及过年必备的一道分量极重的主菜。除了所在的城市，没有地方会做这种肉糕，因为独特，很多家庭一年才做一次，换句话，很多人一年才能尝到一次，足见其贵重。其实，肉糕也叫年糕，但绝对和别的地方的年糕不同，可以说得上是独此一家。肉糕的做法是祖传下来的，原材料是鱼肉和猪肉。买上几条两三斤重的新鲜莲子鱼，剔除鱼鳞，切掉鱼头鱼尾（这些鱼头鱼尾用油炸，也是一道美味菜），留下鱼肉最肥的鱼身，剔除鱼刺和鱼骨，刮下细嫩的鱼肉，均匀地剁碎剁细，用清水洗去腥味，盛放在盆子里。然后将刚宰的、肥瘦参半的猪肉切碎剁细，为了提高效率，一般都是用两把菜刀，两手同时开工。在屋外听到菜刀在案板上的“噼啪”声，就知道这家在剁肉糕。然后，将鱼肉和猪肉混合在一个大盆里，用清水和在一起，搅匀拌好，配上一定份额的淀粉，粘合鱼肉和猪肉，要求既不能太稀也不能太稠，再洒上一定量的食盐。最后，将其均匀地倒入蒸笼中，用温火蒸上半个小时，油而不腻的肉糕就做成了。肉糕的做法看似简单，实则和其他菜系一样，关键点在于配方，鱼肉、猪肉、淀粉的比例。这个比例随着时间的流逝在流传中早已遗失，因此很多人完全凭经验，正是因为没有统一标准，各家做出来的肉糕口味均不一样。肉糕的食用方法多样，煎、炸、煮均可，即可当菜，也可当点心，还可以当拌菜，放在火锅里，稍微煮一下，就可以当下饭菜。
和肉糕齐名的是蛋糕。当然，老家的蛋糕不是现在的生日蛋糕，其做法和肉糕差不多，只不过不需要鱼肉，仅需将瘦猪肉剁碎，用淀粉搅匀，将鸡蛋烫成薄饼状，卷上面粉和匀的猪肉，蒸熟即可食用。
        随着经济的好转，豆腐和糍粑早已被老家人抛弃，很少有人再费事费劲地去做他们。但是，肉糕和蛋糕却坚定地流传了下来。可以说，肉糕和蛋糕是过年的一种标志，有了它们，才能说年货准备齐全了。直到现在，老家过年家家户户都会剁肉糕和蛋糕，虽然它们在市场上可以买到。市场上买的大多配料太假，口味和感觉也不如亲手所做。并且，父母都会等着子女回家了才剁，看着孩子大快朵颐地吃上刚出锅的肉糕和蛋糕，才是父母最欣慰的事。
        不过，遗憾地是，肉糕、蛋糕虽然对老家人是上等的美味佳肴，但是对妻这种外地人，则无福享受了，第一次品尝的她只吃了一小口，就吐了出来。她说，满嘴都是肉味，太过油腻了！她居然还闻出了隐约的鱼肉腥味！看到我们大口地吃着滚烫的肉糕和蛋糕，一向吃素的她都看不下去了，躲在卫生间作呕！
        也难怪，外地人就是吃不惯这种高能量的食物。几个外地的当嫂子，乃至本省外市的，刚开始都不适应，经过长时间的磨合，才逐渐开始接受并喜欢它们。
        南方和北方气候、饮食相差很大，陡然换了水土，妻对老家的饮食很不习惯。除了一日三餐都是米饭外，她一针见血地指出，老家的菜有三大怪：第一，碗碗菜都是大鱼大肉，猪肉、鸡肉、鸭肉、鱼肉、牛肉、羊肉，基本没有纯素菜，看着就反胃。她不止一次私下底问我，你们这里的人怎么这么喜欢吃肉？第二，喜欢吃热菜，不像陕西有凉菜，老家只吃热菜，而且是以炖和煮为主，喜欢用火炉或者酒精炉炖菜，将肉和菜炖、煮到入口即化的地步，烫得人嘴皮都破了。第三，炒菜只用两种作料，油和盐，没有其它的调料。因为油是自己种的菜籽油、花生油或者茶籽油，炒菜时放入量太多，吃起来腻得很。
        对于妻所谓的“三怪”，我只能解释为风俗。老家人过年喜欢吃肉，这是因为曾经相当长时间的贫穷与饥饿造成的恐惧根深蒂固地影响着老家人民。老家地处大别山，是全国贫困县，没有矿产和资源，没有工业支撑，也没有交通地理优势，只能靠山靠地吃饭，饥饿和贫穷曾长时间困扰着老家人。近些年，随着国家政策的好转，大批年轻劳动力从土地上解脱出来，到经济发达的地区打工谋业，才逐步地摆脱贫穷，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转起来。虽然口袋鼓了、生活富了，砖瓦房换成了楼房，自行车换成了摩托车、小轿车，黑白电视换成了液晶电视，用上了洗衣机、空调、太阳能等电器，但是过年吃肉的习俗依旧没有改变，只不过的肉的品种由单纯的猪肉扩展到其他市场上能见到的各种肉类。
        除了饮食，妻还不习惯老家的烤火方式。湖北的冬天和陕西一样寒冷，湖北人和陕西人的冬天都难熬。所不同的是，陕西冬天城市里暖气，农村里有热炕，而湖北冬天城市只能靠空调，农村只能靠烤火御寒。就如同暖气的舒适度远非空调所能媲美，热炕的幸福感也是烤火者所无法体会的，而也仅仅因为这一点，让一直对北方颇有偏见的我觉得北方有一点好过南方，至少冬天，北方人过得比南方人滋润。
        大别山横跨鄂豫皖三省，其中大部分山麓位于湖北境内，而老家就处于大别山南麓。老家与河南省的新县一河之隔，新县腊月二十三过小年，老家腊月二十四，对河的二十三晚上就放起了鞭炮，儿时的我总会踮着脚看对河亮着灯的厨房，贪婪地嗅着飘过来的肉香，猜想他们在做什么好吃的东西。老家就坐落在山坳里，大山阻隔，手机信号都时有时无。记得妻第一次到我家，出生在关中平原的她，惊讶地看着前后左右的山群，感叹说，你们这里开门见山啊！我说，就是的，我们这里的人从不转弯抹角，绝不虚情假意，说话、做事、为人都是直来直去。
        山区的好处是，空气清新，夏天气候凉爽，这诚然不假。但是，冬天却不敢恭维。山里气温低，冬天更显阴冷，因为没有暖气，用电取暖在农村毕竟有些奢侈，所以很多家庭选择炭火。烧上一盆旺旺的炭火，关严门窗，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看电视或者聊天、打牌、斗地主，其乐融融。只不过，这种暖和却潜伏着危险，我差一点就被这种旺盛的炭火夺去了生命！ 
        据爸妈讲，我出生在严冬的寅时，那时天下大雪，气温异常低，我的呱呱坠地，喜坏了全家人。因害怕我冻坏了，奶奶在产房烧了一大盆炭火，用厚厚的棉袄将我包裹住，还将窗户和房门关死。结果，可怜的我来不及睁眼看看，就不明所以地开始发高烧、口吐白沫，接着面色乌红，浑身大汗，乃至最后昏迷不醒、阵发性痉挛，这可吓坏了奶奶，她以为是受风寒，又用被子将我捂得严严实实，眼见我呼吸减弱，才意识到情况不对，爸才疯跑去找医生，但医生听爸口述我的症状后，认为我无药可治，拒绝前去就诊。眼瞅着一颗幼小的生命即将如同流星一样划过，就在我与死神擦肩而过的千钧之际，不知是谁想到了我后来才在化学课本上学到的一氧化碳中毒。在那种医学知识落后的年代，究竟是谁先想到罪魁祸首是炭火，爸妈意见不一致，爸说他在返回的路上突发灵感想到的，而妈则说是当医生的大伯首先想到的，是谁救我小命我不想知道，只是知道，后来将门窗打开，让空气对流进来，我马上就转危为安，发出正常的啼哭。
        妈说，我的命是捡来的。妻听了这个故事，说，都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呢！我自问，我是大难没死，但是后福在哪里呢？
        这个故事虽然有些惊险，但是，炭火并不能真正抵挡住寒气。家里的楼房很高，吊顶后每层都是在三米以上，空间大导致空气对流快，所以，烤炭火只能暂时地驱散身体前方的寒冷，背后的冷气却是沿着衣服缝钻进来，有如切肤之痛。因而，烤炭火的结果就是，越烤越冷。几天下来，妻已是浑身上火，先是感冒，接着脸上的皮肤红肿，最后连声音都发不出来，可谓遭罪不浅。
        妻觉得许多地方不习惯当属情理之中，毕竟南北差异大，风俗习惯不同。但是，连在老家生活了二十多年的我也发现老家一些怪异之处。
        老家变了，变得不像农村了。我发现家里过年储备的蔬菜等食物，不仅肉类食品是买的，居然连蛋类、蔬菜乃至大米都是买的。因为良田都盖上了楼房，主要劳动力常年在外，所以种田的少，吃自己种的大米的更少，我就瞥见家里吃的大米是超市里常见到的精致袋装米。当妈买来紫菜、韭菜、土豆、葱、蒜这些常见蔬菜时，我忍不住问她，家里不是有菜园吗？干嘛去买呢？妈说，平素就她一人在家，菜园基本荒芜，想吃菜就去买，价格也不贵，实惠又方便。农民买菜、买米，是社会发展太快了还是农村思想变化了？震惊之余，我不由得释然了，土地已经养不富人了，但凡有点志向的人都出外打工挣钱，田地、菜园不种，农民对土地的感情正在越来越淡薄，越来越疏远。老家人的算盘打得精，当一名务工人员远远比当一名农民创造的效益大。他们知道，在外打工挣的钱可以买各种想吃的食物，而且不用那么辛苦。只不过，在感叹国家的大好政策的同时，我也在担忧，如果全国所有的农民都像老家人一样，不种田地外出务工，那么，以后谁来养活十三亿中国人呢？我国是农业大国，对中国人来说，土地就是根，是魂，连根和魂都丢掉了，中国人还何以立足呢？
        老家变了，变得浮躁了。按风俗，春节期间要拜年，到亲朋好友家里走一走，坐一坐，拉拉家常，联络一下感情，本来是挺好的一件事。随着收入的增长，拜年货的分量也在加重，主要以高档酒和饮品为主，那些价钱稍低的礼品已然拿不出手，不少人为了面子，打肿脸充胖子，专门挑选那些包装豪华的礼品以表明自己在过去的一年过得不错。路上拜年的都是大包小包，礼品就像皮球，你送过来，我送过去，拜年已经演化成一种差事。再则，吃年饭要放鞭炮，有“炸发”之说。适当放一些可以增添喜庆气氛。但老家放鞭炮则有些过了，不再放那种简单的电光炮，而是放那种几十响的震天雷、冲天炮，一桶炮动辄数十上百元。最主要的是，蕴含的攀比之风盛行，相互暗中较劲，都想自家放的鞭炮声势压过别人，放鞭炮的时间最早，声音最响最壮观，燃放时间最长，大年三十，从凌晨1点就有人开始，一直放到晚上1点，我家厕所的感应灯一晚上亮着，楼顶铺了厚厚一层鞭炮碎屑！邻里之间谈论的焦点是自家燃放了多少钱的鞭炮，花钱多的洋洋自得，花钱少的后悔不已，发誓来年一定要多放几桶响天雷！普通家庭过年放鞭炮就要花数百元，有钱人家要花上千元，这使得开支本来就大的春节花销更吓人。 
        是的，老家变了，老家的年味也变了！那些我记忆里残存的年味是黄鹤一去不复返了，遗失了年味，喜耶，忧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