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后，与新经济同步崛起的类型化文学与市场达成了空前的融合，纯文学作家与通俗作家在市场中分割着属于自己的生存空间，并进行着两个经济世界的对话。而军旅作家群体的创作因为杂糅了政治意识形态、商业意识形态和现实主义文学的传统，从而呈现出类型化叙事与纯文学写作相互交织缠绕的含混而暧昧的面影。

　　长篇小说：数量繁荣，佳作难觅

　　2012年的军旅长篇小说收获了一批沉甸甸的作品：周大新的《安魂》、杨志军的《西藏的战争》、王甜的《同袍》、王筠的《长津湖》、麦家的《刀尖》、赵江的《王牌班》、张品成的《红药》、刘春光的《那时霜叶正红》《成都老鬼》、梅国云、杨文森的《国防线》、刘猛的《利刃出鞘》、李忠效的《从海底出击》、宋树根的《深蓝》、徐锁荣的《海神》、潘宝玉的《护卫艇之歌》、刘克中的《蓝狐突击》、阮德胜的《大富水》、韩光的《根》、周林的《给我一个连》等。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类型化的文本数量不少，但真正值得言说的重量级作品却寥寥。

　　类型化写作并不是简单、粗糙、雷同的。类型化文学在面世之初往往专注于彰显自身的类型性，但最终要展现的却是自身独特的艺术魅力。类型化文学不能仅仅依靠类型化的故事和题材，其根本是要发掘小说自身独特的文学性，引入丰富的现实内容，从而创造更多的艺术价值。近年来，军旅长篇小说类型化的整体程度日益加深，但是在图书市场上的表现却渐显颓相。“谍战类”和“铁血体”已不再是吸引读者关注的万能噱头，更加成熟而挑剔的读者已不再满足于苍白的“敌后暗战”和虚妄的“战争想象”。读者渴望更加新异的主题、更加精准的叙事和更加丰富的内涵。那些只有好的主题和创意，但语言粗糙、故事生硬、人物单薄的作品，已再难以吸引读者的注意。

　　小说是生命的学问，小说家应该面对的是生命本身。军旅作家周大新的长篇小说《安魂》采用对话的文体与逝去的亲人对话，在想象与虚拟的世界里体察充满正能量的精神，在现世与彼岸间安放无依而多情的灵魂。在情绪与结构上，这一曲“安魂”可分为上下两阕。上阕是对逝者生命历程的回溯，亦是对生者心灵和情感的检视。下阕中虚构的彼岸天国和灵魂对话则更富诗性和超拔之美。父子的对话超越了世俗和生命的局限，上升到了哲学和宗教的高度，对何谓幸福、何谓存在、何谓永恒进行了终极思辨。周大新以痛切肺腑的心灵剖析和理性深沉的灵魂叙事完成了对生命存在的考证，验证了纯文学写作之于凡俗生命和日常生活的意义。

　　王筠的《长津湖》首次锁定60年前中美两国精锐部队在朝鲜战场上的一次强强对决——长津湖之战，以历史和文学的眼光重塑战争、解密历史。由于历史本身的复杂和时代条件的局限，我们的很多重大历史往往被误读，很多人了解的历史是非常局限的历史，更丰富、真实的历史需要通过文学艺术作品表现出来。其次，作家还需要对新发现的历史作出个性的解读和诠释，从而进一步将历史进行艺术转化和诗意处理，真正把历史变成文学。《长津湖》是其中的一部优秀作品。小说所讲述的这段历史被美方视为奇耻大辱，而我方虽胜，却也是“惨胜”，伤亡比很高，所以，60年来，中美双方都尽量回避这个话题。《长津湖》首次揭秘并直击长津湖之战，写出了“战壕真实感”，写出了我军艰苦卓绝、向死而生的巨大精神力量，给今天的中国社会以深刻的启示。

　　麦家的长篇新作《刀尖》是典型的类型化文本，与以往的智性叙事风格不同，麦家在《刀尖》中力图以彻底的口语化语言营造出一种无障碍的阅读快感，这使得小说更加通俗易懂，但同时，也遭遇了放弃文学性的质疑。上部《刀之阳面》以金深水的视角展开，女主人公林婴婴是一个聪颖、能干和坚强的“革命间谍形象”；而下部《刀之阴面》的叙事则完全建构在林婴婴的叙述上，作者通过这一“背面”视角，让读者窥视到一个革命间谍真正的成长经历和内心情感。麦家试图以评书艺人“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叙事结构，借助双重视角的补充叙事来达成文本的互文性和复调性。但是，小说的故事层面多有漏洞，语言也缺乏个性和美感，使得林婴婴这一个性复杂的人物形象未及展开就已“走调”，在仓促中被自我颠覆了。小说腰封上“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广告词与作品的内在品质之间的巨大鸿沟，更令人担忧市场化条件下文学类图书的真实表现。

　　张品成的小说《红药》借用谍战的外壳，运用反类型化的叙事策略，反思极左路线对革命事业的危害。小说主要依靠十余个人物来展开：国民党军医毕有康、传教士白长吉、乡镇名医诸葛逑泰，红军医院里5个被怀疑为“内鬼”的人物：宋成庚、黄肃禄、黄任许、文各滔、凌信瑛；还有被派来当领导的连长刘锡吾和主要负责抓“内鬼”的保卫人员齐满年。在谍战的紧张氛围和诡异情绪里，人物的面貌会含混不清，小说的情节会扑朔迷离，但作者在小说中却重点着力于人物的塑造。于是，小说的复杂性与叙述的内在动力便自然产生了。这无疑是张品成在长篇小说叙述方式上的一种探索，这种叙事探索为《红药》烙上了颇显另类的作家风格。

　　杨志军的《西藏的战争》从宏大历史与隐秘心灵的双重角度复现了这场惊心动魄的战争，并通过战争写出了西＊＊特的文化精神以及作者对这种文化精神的理解和认同。小说中没有太多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作者着重描写的是战争中普通人的心灵感受，强调的是藏族同胞身上所具有的精神力量——而这种精神力量无疑来自于他们的信仰。作者用浪漫主义的方式叙述战争，超越了历史真实本身。

　　刘春光的《那时满地霜红》堪称复调式的“农家军歌”。小说语言清新简洁、结构均匀稳洽、故事张弛有致，散发出浓郁的自传气息。主人公阳天来与沈越及双胞胎女儿之间不是亲情胜似亲情的微妙情感，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成都老鬼》中刘春光另辟蹊径，唱出一曲“农家军歌”。主人公许猛子的故事是从退伍还乡之时才真正开始，农民的血液遗传加上军人的骨气熏陶，使许猛子在一贫如洗的山村艰辛创业，奏响了一曲千回百折、命运多舛、愈挫愈勇的“农家军歌”。作品的主题也由此升华：人生多艰险，人生无捷径，但只要守住底线，不改本色，脚踏实地一步一步朝前走，终究可以获得令人尊敬的人生。

　　王甜的《同袍》是一部洋溢着浓郁青春气息与时尚感的军旅长篇小说，以崭新的视角塑造了置身于消费时代中的高学历年轻军人群像，拓展了新世纪军旅文学的题材领域。伴随着“70后”军旅新生代作家群体的崛起，“军旅青春叙事” 正在成为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一个极具潜力的新鲜生长点，也标志着军旅文学新的题材资源和表意空间的生成。《同袍》在文学性层面的成功具体表现在语言、细节描写、人物心理刻画，以及叙述的耐力和人物塑造上。王甜的小说语言鲜明地刻有新一代年轻军旅作家的特征和个人特色，语汇的时尚化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还有她的幽默。王甜的幽默显然不是大众化、低俗化的取乐与搞笑，而是一种智识的调侃，充盈着聪慧与文化的品质。同时，王甜的小说语言细腻自然，有一种女作家才有的清丽美感。与军旅长篇小说迷恋讲述“好看”故事的整体情势不同，《同袍》没有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没有传奇性的矛盾冲突，有的是大量琐碎但却鲜活的细节。《同袍》在文学性层面上的探索与努力让我们对“70后”新生代军旅作家们生出一种由衷的激动与期待。

　　中短篇小说：与实际生活存在距离

　　2012年军旅题材中短篇小说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文学作品与军旅生活之间明显的代差。部分军旅作家对现实军营生活的规避、与基层官兵的隔膜、对新军事变革实践的陌生，以及对和平时期英雄叙事的了无新意令人担忧。单一且重复的对个体情感经验的极致书写限制了军旅中短篇小说创作的格局，阻碍了军旅中短篇小说向更为阔大的生存境遇的拓展。

　　作家采取小人物的叙事视角和个人化的情感脉络来编织和表现当下军营生活已成为一种普遍的方式，这与上世纪90年代延续至今的“新写实”写作风潮不无关联，并且，相较于长篇小说体量上的优势和纪实文学追踪速度快、灵活性强等特点，中短篇小说的文体特征似乎更适于记录生活中的某一个侧面，展现生命中的某一个瞬间。抛开“主题先行”的需要不谈，小说质量好坏的关键是看它是否具有美感与张力，是否能建立起独属的文学场域，并运用恰当的叙述方式和节奏，达成震撼心灵的效果。

　　马晓丽的《俄罗斯陆军腰带》写镇守在中俄边境的中校秦冲在一次中俄联合军事演习中的故事。小说通过两国军队的角逐生动刻画了双方的微妙心理，并选取一条陆军腰带作为“小说眼”，以小见大，倾力展示中国军人之魂，柔婉细腻的风格之中又蕴藏着阳刚之气。

　　朱旻鸢的《兵头》和《天涯明月刀》是今年中短篇写作中的亮点。作品皆取材于作者对塞外生活的回忆，细致地描述了“我”当班所在的南门岗从无到有，再从有到无的传奇经历。小说潜入生活的细微之处，为看似枯燥无味的基层生活注入了激情和活性，仿若推开了一扇真实军营生活的大门。作品融合了民间传说和武侠叙述的方式讲述故事，别具新意，为军旅小说的写法提供了新的视角，用作者自己的话说：“一部好的小说，哪怕是再严肃、再厚重、思想性再强的小说，也应该首先能让人看下去，否则那将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以武侠的方式来叙述一个门岗的历史，既是对现实基层官兵文化和精神生活的一种影射，又是想把军旅小说写得好看些。”

　　王凯的作品大多聚焦基层官兵或是机关普通军官，他善于运用双线或多线穿插叙述的方式展开故事并展现人性的复杂与多面，挖掘出日常生活背后丰饶的意义。《北六千》延续了此前一贯的作品风格，写基层军官“我”和大学毕业入伍的新兵马赛二人驻扎在偏远的周家庄“北六千”，“我”得知妻子出轨后震惊不已，却碍于部队的限制无法与其沟通，痛苦不堪。新兵马赛因不能报考军校而情绪低落，无假外出，因此又引起与“我”之间的冲突，两人大动干戈，甚至举刀相向。在千钧一发之际，电话铃声打破了充满危险的沉寂，新的一天开始了。小说到此戛然而止，“我”与马赛今后的生活无从知晓，却不难想象，他们要面对的困境与尴尬实在太多，生活如同一堵密不透风的厚墙，不给他们留有出路。作者没有回避基层生活的单调、孤独、与挣扎，但又在这种种的无奈之中写出了坚守与崇高。

　　同样是写兵，王甜的《此去遥远》则充满了隐喻的色彩。长生即将离家当兵，临行前奶奶对他的嘱托是“出去——认个路。认准了，再远也回得来”。新兵训练期间战友小白逃走了，得知内幕的长生如同受了蛊惑般立志要找回小白，从此开始了“认路”生涯。第一次对外部社会有鲜明感知的长生感到惊心动魄，这次离奇的经历是酸楚和狼狈的，但却给予他一种别样的感受。小白没有找到，长生在阴差阳错之中又踏上归途。

　　在这些小说中，作家真切地抵达了普通官兵的生存世界，揭示了他们的生活真相。作家选取的角色都是平凡的，甚至是平庸的，然而，在这些平庸的生活之中，总有一些东西是动人的、是富有质感的，它属于文学，属于小说。作家深入人物内心，捕捉到他们细微而深沉的思考，从而告诉读者这些不为人知的、卑微的个体经历。

　　另外一些作家的作品则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成为其书写资源，也是作家独具个性的写作优势。扬长的中篇小说《亚当的苹果》写驻藏军官吴明长期忍受相思之苦，却在妻子难得的探亲期间发生生理障碍，林子里的苹果尚未成熟，吴明无法克服心中的“兽”与妻子亲热，由此引发夫妻间微妙的情感疏离。这是一段看似离奇实则真实的心理体验，“兽”是一种意向鲜明的象征性比喻，其中夹杂着边防军官的寂寞，也暗示着军人对自然伟力的敬畏。

　　同样是写驻边生活，卢一萍《单兵帐篷》的主人公邵小军在极端孤寂的大荒之境与美丽善良的藏地姑娘德吉梅朵相伴，渐渐生出情愫。他们相互之间语言不通、习性迥异，邵小军也已有妻室。而置身于广阔寂寥的荒原，人类最原始的欲望使得他们相互依偎，需要彼此陪伴的热望跨越了道德＊＊的束缚，恰似粗粝荒原中闪动着的一点柔情。扬长和卢一萍都有过在边疆生活的经历，前者借小说留住西藏的一段历史，后者则致力于寻找能够真实反映现实的虚构之路。

　　此外，在军旅作家笔下涉及历史题材和地方题材的小说中，裴指海的《兔子》《鲜花鞭炮》，李亚的《电影》《武人列传》都可算得是上佳之作。优秀的军旅小说不仅是单纯纪录一段军营生活，或与军人、军事挂钩，还必须以深厚的军营文化底蕴作为支撑。上述小说写的是琐事、是细节，但作家突出了军人这一抛去光环之外伟大而沉重的职业内核，这一内核包括牺牲、奉献与隐忍，而这也是对军营文化、对军人极好的阐释与注脚，是现实军营题材写作需要具备的元素。

　　类型化文本写作彰显了消费时代商业意识形态的崛起和大众文化语境下文学生产结构的分裂。然而，类型化写作的消极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类型化写作可能使文学走向“模仿写作”进而导向完全的商业化。凡此种种，值得军旅作家们提高警惕。(朱向前  傅逸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