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伊朗，总令人想起导演阿巴斯镜头下蚀刻的群山、寂寥的长路和苍茫的沙漠。阿巴斯的悲情，来自于真实可感的人生，反映出其间生活的酸甜苦辣，以及纠缠人心的惶惑与迷惘。在女作家西敏·达内希瓦尔笔下，这苍凉俱已化作悲情，为这缭乱的时代平添上一抹凝重的底色。她以家庭为切入点，从细微处剖析宏观，描摹大时代里各色人物的生存窘境。在拷问历史的同时，也拷问人性的软弱与仓惶。    

　　小说《萨巫颂》从嫁入贵族之家的平民女子扎丽说起，故事始于一场看似平淡却暗藏机锋的婚礼。蛮横的新娘无端“借走”了扎丽的祖母绿耳环，名为暂借，实为变相占有。西敏以此为起因，书写二战时期一个伊朗贵族家庭的生活旧事，虽以家庭为叙述重心，却并未将视线局限于凡尘俗事。随着情节的渐次铺开，她不经意地掀起华丽的袍服，露出其下道道疮疤，乱世里国族困窘的处境也随之悄然再现于纸上。    

　　“萨巫颂”本为纪念10世纪波斯王子萨巫什的半巫术半宗教的仪式。萨巫什因拒绝父亲宠妃的百般挑逗，与父亲反目远走他乡，却平白无故遭到邻国国王的杀害。这种牺牲，在我们看来，既非壮烈也非光荣，反而有些不明不白。西敏借历史暗喻现实，在平淡的叙述之中暗含深意——虽经历了近千年的演变，英雄无辜罹难的悲剧却并未随黑暗中世纪的远离而远去，反倒成为整个伊朗民族命运的现实指代。不管时光如何流转，刀兵、残杀、纷争、离乱仍然是描述伊朗的关键词。    

　　战争作为《萨巫颂》的写作背景，贯穿始终。1941年，盟军为开辟从波斯湾到苏联的运输通道，出兵占领伊朗，英、苏分南北而据，国家四分五裂，如同一张“到处是褶皱和缝合疤痕的桌布”。人心的不安与道德的沦丧并存，整个城市成了一个巨大的红灯区。西敏对现实怀着深深的无奈，她眼中的世界纷纷扰扰，绝无片刻宁静，但她却无意粉饰太平，只以旁观的视角记录下一个时代的悲凉况味。其时，在反法西斯大潮之下，一边是国家的独立与民族的尊严，一边是盟军的入侵与价值体系的全面崩溃。是坚守自我，葆有本民族独特的文化，还是全盘西化，在外来文化的蚕食中苟延残喘。这既是个体的忧伤，不免也是整个国族的集体焦虑。    

　　《萨巫颂》始于悲情，亦终于悲情，迷惘是其中唯一的情绪。先行者们赤手空拳挑战风车，想要在混沌之中找到前行的方向，却不料陷身无物之阵。他们困惑于未来的晦暗不明，举棋于现实的逼仄不堪，沉迷于幻想的华而不实，将假想当作真理，将虚妄作为永恒，却忘了以卵击石的可笑与张皇。他们虽抱有“从此以后，国将不国、家将不家”的忧虑，但眼高手低，看不见前路的险恶，只能任由一腔抱负化作满腹怨念。

　　这铁屋子里从来不乏声嘶力竭的“呐喊”，却没有真正的“勇士”。表面文章做得再好，也是无关痛痒的把戏。大姑法蒂玛夫人唠叨着“这不再是我的国家，这总是让我的心千疮百孔”。面对接二连三的打击，她起意远走他乡，在别处寻得清静，但却并无行动。这就像软弱的羔羊被鞭打、驱赶惯了，一旦放诸原野，反而不知所措，只有茫然四顾、哀哀哭泣的份儿。扎丽的丈夫优素福心系天下，他虽将粮食分给佃农、帮助游牧部落定居、收养失去父亲的孤儿，但终归脱不了贵族老爷高高在上的“仁慈”做派。社会主义者佛图西先生枉有满腹道理，他教育少不更事的小学生霍斯陆做个男子汉，“尽量自己找到一个解决途径”，对患病的妹妹却无能为力(可怜的妹妹困居在精神病院里，此刻正苦盼着哥哥带她回到“十二万四千平方米的庄园”)。    

　　扎丽原本龟缩于家庭的小圈子里，过着与世无争、自给自足的日子，享受着自我的小趣味。家庭的和美与安宁，是她唯一的诉求。然而，在乱世里，这恰恰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家庭与国族本来息息相关，当整个国家处于风雨飘摇的动荡之中，何来个体一己之欢愉？从惘然不知到恍然惊觉，扎丽的成长一路与痛苦相生相伴。开篇即告失去的祖母绿耳环，最后竟意外地完璧归赵，其间兜兜转转诸多变故，一失一得，得失之间已是冰火两重天：扎丽的小宇宙与外部的大世界在内忧外患的双重侵蚀下早已支离破碎。而今，家不再是那个家，国也不再是那个国。    

　　飞来的冷枪终结了优素福的生命，也使他成为萨巫什式的英雄。他个人的迷惘虽已终结，但更深的迷惘却遗留下来。彼时，寻路的种子已悄然萌芽，只是要找到真正的路绝非朝夕之功。数十年后，西敏写下著名的“彷徨三部曲”，其中那许多寻路者已然摆脱了扎丽的困惑，在黑暗沉沉的现实之中艰难跋涉。此时，再来看看《萨巫颂》结尾的句子，或许能从中读出几分预言的意味，“风会把每一棵树的讯息传递给另一棵。树林会问风：在你来的路上，没有看见黎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