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受洋节日的侵扰，还是受现代生活方式的冲击；不管是生存的压力多么的大，还是矛盾困难如何的多，年都始终保持着她中国文化最深沉的积淀和情怀，接受着一波紧似一波、一轮快似一轮的膜拜。喜欢过年也好，不喜欢过年也罢，每一个中国人都会留下年的印象和记忆。
      生活贫困时代，大人为过好年要早早地准备，没钱借钱，没粮借粮，买不起贵的买便宜的，孩子总得添件新衣裳；买不起长的买短的，过年总得有个火鞭儿放；吃不起山珍海味可以不吃，但最起码也得吃上一顿肉饺子……。穷有穷年，富有富年，生活富裕了，过年好像更不轻松了。孩子的事业在远方，平时就很少见面，过年也不是年年都能回来，期盼团圆在新年里显得更加“痛”；过年了，不差钱了，丰富多彩的食品不知如何搭配，色彩斑斓的衣饰不知如何挑选，琳琅满目的商品不知如何“下手”，害得人们天天奔波于大商场，小超市，拼着时间，拼着体力，拼着感情，拼着耐性。到最后，人们都会拿“谁也不会被撇到年外边”、“齐不齐，一过年全都齐”的老话来搪塞和自嘲。越来越感觉，年过得既坦然又郁积，既富足又贫乏，既兴奋又忐忑。话讲出来很矛盾，却是生活真真切切的感受。
      年对孩子总是美妙的。他们既不为当家的柴米油盐操心，也不为怎样把年过得体面和尊严而费神，他们的记忆里总是“好吃好玩好快乐”的记忆和盼望。慢慢的长大了，年味就开始变了，当已经不再为年而欢欣鼓舞，不再为年而疯狂期盼时，你就既是年的演员，更是年的导演了。人到中年再说年，年味才会全面而清澈，才会真切而真实。
      我出生于物质还相对贫乏的六十年代，对年的记忆多少要保留很多“贫”的因素。如过年要做好吃的，要穿新衣服，要收压岁钱，有鞭炮放等乐趣。一年难得吃上几顿饺子，但饺子煮好了，得先敬神仙，再敬祖宗，即使口水流到脖子里了，也得等到敬了神，才能端起自己的碗。蒸馒头时，为了保证敬神和招待亲戚所需的细面馒头，头几锅要蒸玉米面的馒头，尽管我也知道这是常规，但饥饿的肚皮不容许自己耐心地等待吃细面馒头，等到蒸细面的馒头蒸好了，肚皮已经被玉米面馒头填满了。
      在没有春晚的日子里，农村的大年夜只能是比较安逸的。饺子一吃，鞭炮一放就去暖被窝了。初一必须要早起，特别是孩子们一般都起得很早，一个主要原因是有红包发，再一个原因就是要拾散落的小鞭炮。过年时，家里一般都要买大炮的，也叫“火雷炮”，这些炮小孩不敢放，大人也不让小孩们放，怕出事，村里就出现过小孩子放大炮被伤的事。那时候，小摔炮、小擦炮都还没有，因此，过年时，捡拾每家每户放火鞭时散落而没有炸的小炮就成了我们的“必修课”。除夕晚上就准备好了手电和布口袋，早早地起床，听到哪家放火鞭了，就赶快跑过去。人少时，没有人抢，就用手电照着慢慢地拣炮；人多时就顾不上拣了，而是扑下身子，连火鞭炸的灰和散炮一股脑地往怀里揽，快速地装入口袋，等到口袋满了，就倒出来仔细分拣。这样的炮，一般也都拾到几百枚之多，这样子，整个大年初一就有工作做了。因为火鞭上掉下的炮小，危险性不大，大人也可放心地让孩子们尽情地玩。有的人拾的多，能够放上几天，其他人羡慕得不的了啊！
      早上拜过年后，村里的几条大街就是热起来了，在缺少电视、电脑、麻将桌的条件下，人们唯一选择就是大街上游乐。小孩子玩弹珠子、丢沙包等，大人们踢毽跳绳，或者玩游戏等。我对大众们玩的“扑核桃”印象特别深，其实那就是个小小的“赌博”。活动场地就是在墙角浅浅地挖个小方坑，然后在小方坑的四个角和中心分别挖五个小坑。使用的道剧就是核桃和＊＊。活动方法是参加活动的人每人出一到两份“赌注”，就是一定数量的核桃和＊＊，集中到一块，轮流由参加者站在线外向坑内投掷，以落坑中的＊＊为奇数的，可以赢走，一直到把全部赌注赢完，再开始下一轮。这项活动参加的人多，围观的人更多，平常也有人玩，但在年前年后最为盛行。当年的场景时常在眼前浮现，既活动身体，又有些小刺激，特有人气的。
      想不完的年，一年接一年；品不完的味，越品越有味。

作者：沙国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