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3月，像当年许多的知识分子文化人一样，姚雪垠也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他所在的“五七干校”在湖北省的蒲圻县，工作主要是放牛和管理仓库，有时也参加农业劳动。姚雪垠在“干校”呆的时间并不很长，前后大约3年时光。但“干校”生活在姚雪垠的创作历程中留下了深刻的艺术印痕，他写了近20首干校诗，大部分是在“干校”劳动期间写的，也有少数是对“干校”的回忆之作。今天重读姚雪垠的干校诗，应该充分注意到这批干校诗内涵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对于“五七干校”这场政治运动或历史事件究竟应该怎么看，如果我们回到历史的原初语境，就会发现，姚雪垠在“文革”期间对待“五七干校”的态度是复杂的，具有二重性。这和“文革”结束以后，姚雪垠对“五七干校”持强烈的否定立场是不完全一样的。还是从他的《七律·赴五七干校》开始。

　　诗云：“老妻送我破晓天，行李肩挑挂笑颜。到死方休填大海，有情不忘攀高山。白头渐似苏卿节，岁月原非邓氏钱。梦里据鞍人尚健，立功犹望趁衰年。”这是姚雪垠写的第一首“干校诗”。首联明显洋溢着乐观的政治情怀，流露出姚雪垠当年对“干校”的政治认同立场。对于当时的姚雪垠来说，去“干校”劳动改造似乎并非一件苦差事，如同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一样，农村的天地非常广阔，知识分子文化人去农村是为了“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有利于实现“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的历史使命。正如他在《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中所写：“四体常勤颇异儒，春郊工地荡欢呼。络绎广道车千辆，掩映长堤柳万株。正遇寒潮沦雾雨，翻蒸热汗湿肌肤。挥锹我也逞豪兴，枯后诗情一叶苏。”但这种对“干校”的政治认同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在于，姚雪垠在奔赴“干校”的诗中很快转入了对自己个人命运和创作宏图的担忧，这说明他对“五七干校”还是充满疑虑的。他用精卫填海的典故，表明了自己创作《李自成》的坚强决心；他用苏武牧羊的典故，除了表明自己的政治赤诚之外，也流露了自己的艺术赤诚；他用汉代邓通开铜山铸钱的典故，暗示了他对时不我待的忧虑。毕竟姚雪垠当时已经是60岁的人了，要想完成《李自成》的创作宏愿，只能“立功犹望趁衰年”。虽然赴“五七干校”从事体力劳动有政治意义上的合理性，但作为脑力劳动的作家，姚雪垠在内心深处又感到深深的怀疑。如此看来，从一开始，姚雪垠对待“五七干校”的态度就是矛盾的，既有表面的政治认同，也有深层的个人隐忧。由此形成了姚雪垠两种类型的干校诗，一种是政治认同类型的政治牧歌，另一种类型是个人隐忧型的反牧歌写作。

　　属于政治牧歌的干校诗主要有《羊楼洞初晴》、《忆羊楼洞司旧街》、《响应》、《收早稻》、《冬至》、《放牧》、《放牧抒情》、《读报有感》、《春节休假还家》、《连队栽树万株》、《忆干校种菜》等等。这类诗作几乎被当时主流的革命情绪所鼓动，诗中充满了战天斗地的豪情，以及“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的诗意描绘。读之恍惚间置身于古典田园诗境，而彻底遗忘了十年浩劫期间的民生凋敝和时代艰难。然而，与上面这些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直接抒发诗人内心忧虑和牢骚的《五七干校值夜(二首)》和《感怀(二首)》，它们的存在实际上解构了前面那种政治牧歌化的“干校诗”。解读《五七干校值夜》第一首的关键在于颔联：“万里遐思横海陆”，即自由地驰骋想象；“百年方寸乱依违”，指独自反思历史和人生。姚雪垠后来专门为这句诗加了注，注中说到：“……又加上不断的政治运动和片面地强调阶级斗争，使我简直难分是非，不知所从。就以正在轰轰烈烈进行着的文化大革命来说，我心中认为毛泽东亲自制定的、被当成金科玉律的‘十六条’就经不起推敲，所谓‘扫四旧’就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但是我不但不敢流露半点儿怀疑思想，而且必须强迫我自己要相信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十六条’也条条是真理。‘百年方寸乱依违’一句诗，写的是我在解放以后到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思想矛盾和精神苦闷。”对于向来有棱角有个性且壮心不已的姚雪垠来说，在那个历史的暗夜里出现这种思想矛盾和精神苦闷是完全可能的，但要他当时公开地质疑“文革”也不现实，毕竟不是每个作家都能超越自己的时代局限。在“干校”劳动改造的姚雪垠，只是从自己的切身体验出发，很朴素地流露了对那个荒唐时代的不满。在第二首中，一句“空有灵泉埋地底”，表达了姚雪垠当时内心深处的多少压抑和愤懑！他只能这样安慰自己，坚定自己的信念：“何须感慨嗟头白，且看悬崖霜后花。”用“悬崖霜后花”这个意象来概括姚雪垠新中国成立后的人生，简直是再贴切也不过的了。

　　相对而言，《感怀(二首)》的意旨更趋激烈。姚雪垠后来专门为《感怀》写跋，交待了此诗的写作背景和缘起。这首诗作于1972年2月，距离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不久。当年林彪叛逃的事件传到“五七干校”以后，人们难以置信，姚雪垠在小组会发言时引用了白居易的四句诗：“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向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没曾想，小组主持人认为姚雪垠的引诗大有问题：既然把林彪比作王莽，那么汉平帝是谁呢？认为有影射和诬蔑伟大领袖之嫌。于是在“干校”里对姚雪垠发动了一场声势严厉的批斗会。这两首诗即写于这次批斗会后的3个多月，在春节期间写的。姚雪垠在跋中明确表示：“我今天回思林彪和‘四人帮’搅得暗无天日时期的五七干校，心中犹有痛苦，所以极不同意有的朋友竟然对当时的五七干校生活加以美化和歌颂。我认为美化林彪、‘四人帮’时期五七干校生活的诗违背历史真实，也违背人心党心。”从这两首《感怀》来看，姚雪垠对“干校”完全是持反对态度。在姚雪垠的诗中，“干校”是一个人言可畏的地方，一个政治流言四起的地方。就像谣传“曾参杀人”起初曾母不信，三传之后曾母竟然也投杼而起，听信了流言一样，在“干校”里姚雪垠也遭到了和曾参相同的命运。但姚雪垠并没有因为人言可畏而改掉自己秉性爱说话的“坏毛病”，他无法做一个一问摇头三不知的装聋卖傻的薛宝钗。这就是颈联“人能投杼随曾母，我岂摇头学宝钗”的意思。只可惜“书案蹉跎空汗水”，大好的光阴虚掷，作为一个作家，他不能伏案耕耘，却要从事自己并不擅长的体力劳作，这种痛苦和愤懑是无法忍受的。于是他喊出了“辛苦栽花宁是梦，忍将心血化蒿莱！”的诗句，寄语沉痛，牢骚满怀。与第一首的直接书愤不同，第二首用了间接的反讽艺术。颔联“耕耘尽力衰肢健，经典常翻老眼明”多少有些反话正说的味道。颈联“旧史会心才半悟，新闻到耳未全听”则明确表达了诗人精神上的初步觉醒。对历史的会心感悟，使姚雪垠在“九·一三事件”后对时事有了一定的辨析能力。对于他来说，“新闻”不可全信，是虚的东西，真正实在的东西还是《李自成》的创作，他重新鼓起了“万里长空奋秃翎”，“续写英雄谱”的力量。1972年的春天，姚雪垠在“干校”开始一边劳动，一边私下里续写《李自成》第二卷。经过多方面的反复的努力和申请，一年后，姚雪垠终于离开了“干校”，回武汉专门从事《李自成》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