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很多人已经怀疑文学是否还有“新”的可能。悲观一点，把亚历山大·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用于文学也毫不过分。几乎所有的方法已经穷尽，所有的困境已经表达，所有的语言材料都被消耗(尽管新词语层出不穷，但文学显然不是在词语爆炸面前的语言失禁)，也就是说，文学已被

　　终结。比如散文——一部意外之作太容易给我们带来喜悦，但即使如此，浓烈的文学口音也容易暴露它的籍贯，并且让我们在别处看见一张相似的脸。

　　徐志摩在几十年前就说：“你再不用想什么了，你再没有什么可想的了”，“你再不用开口了，你再没有什么话可说的了。”这样有点意思的话，在这位风流才子的语录中为数不多。但在徐志摩身后，人们照旧想了很多，也说了很多。不论历史或者文学是否已经终结，时间还在延续，于是，今后仍会有大量的历史或者文学(可以用别的名字称呼它们，比如“后历史”或“后文学”，以示区别)来充填时间的维度。

　　历史(包括文学史)是我们最大的资源，但我们不能在回望中度日，我们注视的方向不能永远与行走的方向相反。国内散文领域写作意识的滞后，给“新散文家”们带来自信。他们轻而易举就能击毁原来那些破旧不堪的篱笆。但是，以更高的尺度衡量，他们会发现文学(散文)周围布满了陷阱和难关，处处记录着他们的沮丧和失败。所以，当下的作家和散文家，实际上从事着与命运作对的勾当。他们想尽力脱离生活的平面，跳得高些。每一次跳跃，都具有不可重复性，荣誉或者挫折，都可能蕴含其中。世界纪录是否会有极限？我想，极限在理论上是不存在的，今天的技术足以把高度划分为无限细小的刻度，那么，纪录就可能遵循着无穷小的刻度，永无止境地爬升。

　　二

　　散文的题材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散文家的洁癖造成——题材经过他们的选拔大都洁净光滑，高雅精致，像小布尔乔亚们每天经过处理的下巴。生命中复杂的处境，苦痛、软弱、屈辱、彷徨乃至不被察觉的危险，就这样因其有碍观瞻而被轻易地绕过。我们曾经被一些散文家告知要热爱生活。无须号召，那些经过了加工的生活肯定是人人都热爱的，它们神圣、庄严、浪漫、体面(就像专门给检查团打扫的街道)，而且，富于戏剧性——在那些被描述的生活中，每个人都像是经过培训的演员，一口莎士比亚式的台词，深奥而且华丽。遗憾的是，如同堂皇的口号并不能改善我们的境遇，作家的洁癖也无法消解生活的琐碎不堪。

　　敬文东说：“上帝也是一个大俗人，因为他是所有俗人惟一的始祖。”在散文之外，我们的生活泥沙俱下，混乱不堪，充满着美好的梦想和无耻的俗念。生活中的人(包括我们自己)大都如格致笔下的那个有着大卫式精致面孔的“歹徒”一样在善恶之间无规则地游动。当粉饰成为人们早已习惯和依赖的毒品，“转身”和直面，就成为我们获救的手段。

　　三

　　失去轰动效应几乎已经成为文学界的普遍话题，散文自然不能免俗。有人藉此对写作的意义产生怀疑。但这事是否值得懊丧还有待研究。话语的无限覆盖有时是一件极为恐怖的事情，甚至可能产生不良的恶果，最极端的例子是“文革”中的毛主席语录，或者鲁迅的战斗檄文——如果我们把它们约等于散文的话。他们是对20世纪中国语言干预最大的两个人，甚至改变了人们的词汇区域。他们的话语一经问世，就迅速扩散，就逃离他们的掌控，狐假虎威，胡作非为，甚至可能“怀着隐秘、恶毒的快意”，报复它们的主人。

　　这样说或许显得有些可笑，如同我们在贫民窟里谈论纳斯达克股票。但是我想，散文并非公共生活的代言人，因而它不应当如同法律或者政令一样具有普适性。对于散文界的某些红衣主教，我只能报以怀疑的态度，或者干脆把他们的举动视为某种行为艺术。从本质上说，散文是与轰动效应为敌的，具有轰动效应的散文是对散文的篡改和诽谤。

　　李敬泽说，90年代送给我们的一大礼物就是日常生活。这使散文的话题被分散，经验愈发难以重复，因而，散文的覆盖率在降低。没有一个写作者能够覆盖所有的经验，而在日益局部化和细密的叙述中，所谓的真相正离我们越来越远。散文正在履行显微镜的功能，而不是像望远镜那样高瞻远瞩。在他人心中不成立的事实可能在写作者心中真实存在着；而试图为所有人准备的真理，却可能遭到顽固的抵抗。写作与阅读之间，实际上存在着某种相互捡选的关系。所以，好的散文有时更像接头暗号，局外人不知所云，它却让志同道合者找到“组织”。